汉中，西乡。
杨嗣昌心力交瘁，自接到调他回京的圣旨后短短几天，他的须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他知道自己搞砸了，彻底的搞砸了，这次不比从前。当年他接任兵部尚书，向皇帝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匪战略，放言三月可平贼，最后虽然没能实现，可也确实取得许多收获，剿灭了许多贼匪，打压了贼匪的气势，皇帝并没降罪于他，甚至对他更加重用。
可这一次不同了，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办砸了。
贺人龙哗变，派豫军去追回，结果被张献忠突袭，大败。继而他与左良玉汇合后率兵追击，结果又遇伏击，再次大败。一而再的失败，而另一面梅之焕却是接二连三的大捷。皇帝没有立即派锦衣卫将他擒拿进京，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所谓回部办事，只是给他留的最后一点面子。
他的仕途完了，圣眷已失，朝中再无他的地位了。
事情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呢？杨嗣昌有些想不明白，他坐在廓下，晒着太阳，闭着眼睛思量着，然后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一个之前被他忽略的人物，刘钧刘继业。他想来想去，梅之焕的一系列行动都非常冒险，甚至原本绝无可能成功的。可最后梅之焕成功了，他却是那个步步失算的。
归根到底，就是因为这个刘钧。是他屡次以支新军却总出乎意料的无往不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是他，他就是那个变数。如果没有刘钧，换成其它的将领，梅之焕还能如此得意？若是梅之焕手下的不是刘钧，而是贺人龙、李国奇、刁明忠这样的跋扈将领，他还能笑到现在？
而若是他手下的不是贺人龙这些家伙，而是刘钧呢？
杨嗣昌摇头叹息，一切已经晚了。
咳嗽了几声，杨嗣昌提起了面前桌上的笔，开始写奏折。他要上奏乞病归乡，虽然今年他才五十几岁，可他已经心灰意冷了。
在奏表之中，杨嗣昌大加称赞了刘钧的智勇双全，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几条建议。要平定中原流匪之乱，一得减轻中原百姓负担，这是匪乱之源。其二，得重用刘钧这样的将领，重练一支新军，如今各镇的将领，如左良玉、贺人龙、李国奇等部招降了大量流匪，骄兵悍将，这些军队早已经不堪使用了，甚至这些军队反而作乱地方，跟流匪并无区别，已经有渐失控制的危险，第三，朝廷应当下旨让各地致仕官员和乡绅们出面办民团，民团不是先前朝廷办的团练，民团应当是地方乡绅和地方百姓一起的民防乡兵。
朝廷得发动地方乡绅百姓们一起，让他们保境安民，配合朝廷编练的新军围剿，才能真正的平定流匪。要不然，让左良玉贺人龙等这种军将兵马剿匪，只会越剿越乱。
杨嗣昌最后在奏章中写道，在中原编练新军，裁撤掉原来不堪用的兵马，既能节省掉大笔的军饷开支，也能练出一支军纪良好且能战的兵马。等新军拿流匪练兵，平定中原流匪之后，朝廷也可以调新军北上，用来对付建虏。甚至必要的时候，可以取代如今同样越来越跋扈的辽西兵将。
杨嗣昌大力举荐刘钧，称刘钧有戚少保之练兵之才，刘钧只以数月时间，就练出一支上万的兵马，大破贼匪，可知刘钧的本事。如果让刘钧来训练新军，朝廷加以总结推广，那么新军可成。
不过杨嗣昌举荐刘钧的同时，也在奏折中向皇帝提醒，刘钧虽然有练兵征战之才，但也须早做提防，重用之时，也须严加监督，要多派官员监督，以防新军练成之后，却又成了另一个关宁军。
一口气写了很长，杨嗣昌停下笔，长叹一声。崇祯皇帝对于他，确实很信任，他也非常感激这种知遇之恩。哪怕如今他把事情办砸了，愧对了这份信任，可这最后的奏章里，他也仍然是满怀忠心的对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许多建议。
凯旋的九头鸟乘船顺江而下，两岸是一片片阡陌纵横的水稻田。田中的水稻长势不错，这是二季晚稻，此时已经到了灌浆之时，长的青翠欲滴，远远望去，江两岸就如同是一块块绿色的毯子。
刘钧站在船头上，看着两岸绿色不绝，非常高兴的道，“长势不错，晚稻将是一个大丰收。”
在刘钧左边的是杨廷麟，右边的则是刚刚赶来的黄道周。黄道周是刚刚授任的郧阳巡按，已经五十多岁，是天启时进士，天启朝时做过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做过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去年因为反对杨嗣昌与清军议和以及直谏皇帝而被连降六级，贬往江西。这次杨嗣昌出事，崇祯又开始把当初许多因为杨嗣昌而被免被贬的官员重新启用，黄道周也因此得到重用，被崇祯授为郧阳巡按御史。
巡按虽然只是七品官，可在民间却有八府巡按御史钦差大臣的俗称，权力却是极大的。在一省之中，甚至可以跟巡抚平起平坐，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黄道周这个巡按拥有对刘钧这个总兵的弹劾之权，还有监军记功的职责。黄道周不仅可以弹劾刘钧，甚至在授权之下，还能直接审理刘钧这个总兵，此外总兵师行则监军纪功。总而言之，黄道周这个巡按掌握着刘钧这个总兵的功罪赏罚、监督弹劾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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