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汪寿华刚刚离开不久，正在紧张布置工作的周伍豪突然接到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师师长斯烈送来的急信，请他和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顾顺章一起到第二师师部商谈重要问题。
这时形势已万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一场严重的反革命逆流即将出现。在场的同志都反对周伍豪或指挥部其他负责人前往。认定此信绝对是一个骗局，若真的赴约，极有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为了谋求解决危局的办法，周伍豪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即便危机四伏，他毅然决定前往。
周伍豪带着警卫来到位于宝山路的第二师司令部，随行卫士即被缴去了所带的枪械。起初，斯烈很客气，声称请周总指挥来，是要消除误会，共商合作。可是一谈到保持工人武装、制止流言飞语等具体问题，斯烈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很显然，他是别有企图，有意在拖延时间。
凌晨1时许，室外突然传来密集的枪声。不好，周伍豪立即意识到所谓的谈判不过是个幌子，此乃调虎离山之计。他马上站起来说：“外面出事了，我得回去处理，告辞了！”
斯烈一见对方要走，连忙说道：“别忙着走，刚才讨论的问题，兄弟还有新的意见。”周伍豪厉声说道：“今天你找我谈话，大概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这时的斯烈真相毕露，声称：“工人有枪总会出事，上边叫我们随时出动维持秩序，周总指挥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我们可以负责保护。”
周伍豪怒目圆睁，猛地站起来，一下子掀翻了桌子，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他义正辞严地谴责道：“你们公然叛变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红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斯烈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这位年仅29岁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已被扣留的情况下竟这样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周伍豪的怒斥下，斯烈竟不敢抬头相望，低声说道“我也是奉命行事”。
罗Y农获悉周伍豪去谈判被扣押后，一边向中央请示准备营救，一边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逸峰找到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第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讲明来意。赵舒慨然应允，并及时赶到第二师司令部。
赵舒把斯烈叫到了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以第二十六军党代表的身份，对跟随他多年的斯烈一顿痛斥，并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旧情。最后，赵舒和周伍豪一起走出了第二师司令部。
这时已经是4月12日凌晨4时，全副武装的青红帮分子，身着蓝色制服，袖佩“工”字臂章，共计15000人，在第二十六军配合下，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了全面攻击。
由于工人纠察队提前有了防备，武器也已下发。这时的反击也比历史上要激烈的多。周伍豪原想仍回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总指挥部指挥战斗，可归途却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为暂时避开敌人的追捕，他独自一人雇了一条小船，想趁着夜色沿黄浦江潜回指挥部。未料，这里也是二十六军严密布控的重点，天一亮，周伍豪即被该军第七团十余名士兵在一处小巷中抓捕，并被押送到一师七团团部。
七团团长鲍靖中亲自出面审问，当他来到关押周伍豪的小屋时，一下子认出周伍豪就是当年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大吃一惊。鲍靖中是广东大埔县人，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
鲍靖中一向倾向进步，不赞成反G。此时他暗自决定，要冒险救出这位令人尊敬的首长。他不动声色地打发走看押的士兵，向周伍豪说明自己的身份，并表示愿意帮助他脱险。随后，鲍靖中命令手下找来一套军服，让周伍豪换上，扮作该团的士兵，随他一起离开浦东……。
虽然上海总工会纠察队有了准备，但他们的人数只有2700多，武器更是缺乏。虽然工人们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于上午8时被敌人占领了闸北总工会会所湖州宾馆、闸北商务总厂、闸北商务俱乐部、闸北天通庵路天主堂、南市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浦东三区警察署等20余处。
大批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全部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打死打伤400多人，并抢去工会纠察队驻所一切物品。
13日，上海总工会20多万工人为抗议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举行罢工和游行。并向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冒雨行至宝山路时，遭反动军队开枪射击，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红党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凯石的军警。
14日，反动军队继续捕杀红党党人和革命群众，查封革命进步团体，如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等，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的3天中，遭杀害者300多人、被拘捕者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
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红党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因过度劳累，正在广州东山医院治疗的红党优秀领导者萧楚女，被反动军警从病房拖走关进监狱。
1927年4月22日，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蒋凯石电令将萧楚女、刘尔嵩、熊锐、李森等40多名红党党人和革命者秘密处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变。
政变发生后，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凯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凯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1927年4月18日，蒋凯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和亲G的武汉汪卫精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
随后，红党“五大”在武汉召开。会上陈D秀做了深度报告，并承认对敌人估计不足，但他解释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凯石。因此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
陈D秀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反弹,在小组讨论时,张太雷直言:“蒋之所以敢如此,我们大家固有责任,但主要负责是我党领导者不得辞其咎”。会上，大家否定了陈D秀主张的“先扩大、后深入”策略。至于毛润东提出组织武装农民的主张,遭到陈D秀拒绝,根本就没提交大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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