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那的半个半个世纪里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后达到刚果河口迪亚士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至此以达迦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士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通过新航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由于郑和的航行没有将明帝国发展成为领土广大经济繁荣的国家：这支仪仗队并没有军事使命，也没有将它发展的贸易扩张为大规模的交往。大航海也因此消耗了明政府大量的财力物力。随着明朝海禁的开始，亚洲失去了在技术上可行的远望：发现新大陆和环游世界，从而慢慢衰落，从而为了保卫家园，不得不组织反击战，可以说这一切从郑和下西洋后便凸显了出来，如今他在阴阳差错之下来到了这个时代，一个足以做出改变的时代，难得的是他多了五百年的见识，让他面对这一次的历史缝隙难以无动于衷，他能做的和要做的都十分简单，那就是让大明的宝船不仅仅停留在第六次，第七次，而是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百次、千次永远这么航下去，那怕走到世界的尽头，也永不停止。
但在大明这个国度里，从来都是在改革家逝世、被废黜、被罢职后半途而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在这场利益的博奕中，因亲缘，因地缘，常常会结成利益集团。比如春秋战国私家(大夫)对抗公家(中央)，致使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七雄并立。而一但这些利益集团的权利稳固后，他们的中央依然要再次选择改革，调动生产积极性，谋求更大的发展。春秋魏有李悝、赵有公孙仲、楚有吴起、韩有申不害、齐有邹忌、燕有乐毅、秦有商殃，皆此因。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这样的局面他自然不想看到，这也是他为何极力说服内阁答应将西洋的十分一宝物送给皇室，因为他明白，任何的改革，任何大事能否长久，说到底就在于一个“利”字，大海航时代也好，郑和下西洋也罢，说到底都逃不过这个字所带来的隐患，他自问没这个本事彻底解决这个隐患，可要说处理好这个“利”字，他自信还有几分信心，永乐年下西洋，皇室一家独大，天下官员、豪门、商家、地主迫于皇权，敢怒不敢言，眼看着西洋下了六次，一旦朱棣人死如灯灭，往日辉煌的西洋之行，竟在瞬间搁置了六年之久，天下官员，豪门、商家、地主纷纷言及西洋之罪，让好好一个西洋之行，愣是被定上了祸国殃民之举大帽子，永世不得翻身，出现这种结果，固然是西洋之行耗费了国力，可另一方面，何尝不是这个“利”字没有分配均匀呢？
“利”《说文》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利者，义之和也。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足见“利”字之厉害，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要恰到好处的相和，最适宜的和，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假使我有利，你没有利，乃至损害到你，而你得了利，一定会损害到他，这种有损另外一人的利，并不是利的目的，也不是利的定义；这里的利，是两利，彼此间都有利，才够得上利。永乐以天子至尊，自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西洋壮举只有六次便戛然而止，不经如此，天下的官员、豪门、商家、地主因西洋之行所获取的利益尽数归了皇室，从而不满，变成打击，演变到最后，变成了致命的摧残了，这样的局面，再想下西洋，除了均衡各方利益外，别无他法，他相信，西洋之利只要能让所有人都从中拿到好处，才算是最稳当的，有钱大家赚的买卖才能最为长久，各方都均衡，各方都参与，所以他先让皇帝开了海禁，方便天下商家，渔民，其次罢黜朝贡，功在利国利民，其次分十分之一给皇室，旨在给西洋好处，最后兴盛市舶司，算是满足天下官员，使得天下商家都有钱赚，不至于因为利益不均衡，跳出来惹是生非，可以说他的西洋之行，求的是一个“稳“一个”久“字，只可惜这一番宏图伟业，未必人人都能看得明白，西洋的宝物十分之一，若能拍卖，是不少，可若细细想来，杨峥用这十分之一的宝物，买了一个天大安稳，试问若皇室与天下争夺利益，无论是豪门，还是地主，甚至天下官儿又有几个能得到其中好处呢，他敢说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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