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革命成功并不完全在军事，清廷已经或正在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即便是现在还没有用武力推翻其的想法，一旦清廷风雨飘摇，大多数人也会乐见其成。
除了满人，谁还会忠于这个腐朽的朝廷？而满人，又有几个出息的人物？到底是异族，尽管陈文强并不说出口，可也明明白白地看出大多数汉人对满人的仇视。
尽管口头上听了黎元洪的劝告，但陈文强并没有去拜见新总督，而是与新总督的亲信幕僚冯先生进行了会面交谈。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大人物总是隐在幕后，亲自出马讨价还价，岂不失了身份，还可能落下把柄。
粤汉铁路的开通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铁路运输行，也就是一种全盘代理铁路运输业务的公司。粤汉铁路总公司为了增加运量，与水运争夺运输市场，积极鼓励商民开设运输行，并订立了若干优惠条例。
运输行开设之初须向粤汉铁路总公司预缴全年运费三万元，保证全年适量三万吨。缴款后随时交货起票，一律记帐，不收现款，又称之为“开红票”，到年终一次结清，只有少补，不能多退。
同时，铁路公司还制订了奖励措施，只要全年运量达到三万吨，即可按八折付运费；超过计划50%者，按七折计算；超过计划一倍或一倍以上者，按六折付款。
当时最大的运输行有“公兴和”、“泰隆”、“信大”、“湘粤汉”等数家，他们在长沙、武昌两站，均有其机构，并配有堆栈、防护装卸等设备，其南来北往的货运业务，十分繁盛。
因为他们的运输量很大，预计都将超过了原订指标的一至数倍，所以是财源广进，便引起了不少人的眼红。
其中便有新任总督陈夔龙，也想在运输行上捞一笔。甚至连运输行的名字都起好了，叫“顺丰”。当然，他希望陈文强这个粤汉铁路总办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比如取消预付贷款，运费打五折等等。
就这么点眼皮子，陈文强心中鄙夷，却还是讨价还价，最终给了陈夔龙一个说得过去的优惠条件。同时，还答应了陈夔龙要在湖北铁路巡警中安插几个亲戚的要求。
这些都是无关大局的小事情，陈文强委曲求全，不过是想尽量平稳地过上几个月，手中的权力只要不是丢失太大，他自有重新夺回的办法。
毕竟在他把重心移至湖南后，在湖北的势力稍嫌薄弱，更不比他在广东，可以专横跋扈。
而他在湖北之行的收获便是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安插了数名军官，自然，他也给了黎元洪好处，算是一种利益的交换。黎元洪当然不会想到，这些军官将挟持他、控制军权。
要想革命成功，或者说是顺利地在武汉三镇爆发并与北军形成对峙，粤汉铁路这条铁路线便是关键。
陈文强离开湖北，坐着火车进入湖南，在长沙稍作停留，与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会面和商议。
此时的长沙，正因为粤汉铁路的贯通而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牲猪和粮食本来就是长沙外销的大宗商品，郴韶段完工后，湘米销粤急剧增加，长沙粮食市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而外省籍客商也看到了长沙的发展前景，到长沙设庄开店者日益增多，逐渐在商业、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居于翘首；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湖北、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如此种种，对长沙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中窥豹，由长沙而知粤汉铁路沿线城镇都在发生变化，由闭塞到开放，由萧条到繁荣，虽然还不是一蹴而就，但也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长沙所驻的一标新军，刚刚与蔡锷的部队进行了换防，由衡阳调来，标统姜明经虽是张之洞指定，但新军却也是革党渗透的重点。这也是在新军中发展的一个思路，长官倾向革命，或者是革命党的，就不必着力在中下层渗透发展；长官暧昧不明的，便重点发展中下层军官或底层士兵，总要使其权力尽量不得发挥。
在长沙只停留了两天，陈文强又启程南下，赶赴郴州。
重心南移后，郴州便成了陈文强着力发展的重点地区，其地位逐渐上升，几与崖州相当。因为郴州地处内陆，正是革命军与北方清军对阵的后勤基地，自然非常重要。
几十万资金砸下去，陈文强又招商引资了几十万，郴州依托铁路，建设速度飞快，这个后世全球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正日新月异地绽放出光采。
煤矿、铁矿、锰矿、铅锌矿、钨矿、锡矿，还有金矿、银矿，以及莹石、石墨、粘土等，只是陆续勘探挖掘的矿产，已经让陈文强迅速收回了投资，更引起了其他人的眼红。
眼红是眼红，但却没人能夺过去。以前有铁路巡警保驾护航，后来在郴州又编练武装警察两千，其实就是为陈文强保护这一大片产业的。
炼铁厂、炼钢厂、发电厂、兵工厂等等，迅速地建起，迅速地开工投产，崖州调来的技术骨干，以及德国投资方派来的工程师，以最快地速度使这个工业区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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