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需要严格的审验机构了。”陈文强用手轻轻叩击着桌子，说道：“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并不是件好事，没有竞争，工程造价就压不下来，工作的责任心也不会太强。总之，垄断容易造成腐败和浪费。”
张静江想了一会儿，勉强点头说道：“应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钱紧哪！”陈文强叹道：“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各地的税收今年是甭想了，明年能好一些，也有限。三年以后或许能有大改观，嘿嘿，也不好说。”
“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这么没信心，别人怎么办？”张静江见陈文强开始哭穷，感到很有趣，“你投资的眼光无人能敌，还擅长资本运作和金融手段，又与美德两国财团有着联系，方方面面，政府的财政总长一职非你莫属。”
“那些外国资本还是少用为妙，太过贪婪。”陈文强深有戒意地说道：“一旦借外债，列强之间又会因为竞争而横加干涉，只能尽量自己解决，才能多少堵住他们的借口。”
“是啊，利权不能再丧失了。”张静江深有同感地说道。
“孙逸仙先生——那个，可有别的见教？”陈文强突然开口问道。
张静江愣了一下，随后说道：“那倒是没有。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以为孙先生是回国争权夺利的。其实孙先生胸怀广阔，一心为公，绝不在意官职高低。”
“是啊，孙先生是高风亮节，但有些人却——”陈文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其实，陈文强与北辰就在前些日子刚刚在南京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谈，使他对北辰又有了新的认识。
北辰在言谈中确实谈及了自己的铁路之梦，十年内筑铁路二十万公里，并就资金来源等问题说了自己的设想。
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对于倡议的事业缺乏基本的概念……陈文强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但并不会阻止北辰去争取铁道部部长的职位。在陈文强看来，铁道部部长作为一个官职，并不一定是个铁路专家，但他必须有铁路专家、财政专家组成的幕僚或顾问。
领导是好当的，一个好的领导未必是专业人才。只要他有自知之明，有容人之量，能够虚心听取意见，不是不懂装懂地指手划脚，那他就能够干成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好的领导必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至于陈文强所说的某些人，便是指的同盟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因为失落或其他的原因，总是想制造点麻烦。比如汪精卫、胡汉民。
张静江其实与同盟会成员并不熟悉，但现在到底属于同一团体，好话还是要说几句的。
“他们并无对抗临时政府之意。”张静江解释道：“只是对于和谈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陈文强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南北和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甚至连和谈的条件都已经拟定完毕，破坏和谈或者是想借和谈捞取利益，都不会得逞。因为谈判也是双方实力的角逐。同盟会，不行。
就目前国内的政治势力来看，以复兴会为首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有和谈的基础。
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复兴会比较激进，更激进的则是同盟会。
复兴会虽然激进，但长久以来的经过陈文强、宋复华的灌输教育，也不是要引发一场无限革命，而是有原则，有节制的。
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便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有些人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有“痛打落水狗”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同盟会，调子就越唱越高，叫嚣着大举北伐，犁庭扫穴，以建全功。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赈灾，编练新军，遣散民军，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等等），财政紧张等等状况。
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
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比如光复会，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哪怕是暂时的，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
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恤民情的明智之举，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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