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集造舟的木料，燕朝正寝拆过一次，而后又用混凝土为柱墙重新建起。虽然这种来自后世的材料可以拔地筑起几十米乃至上百米的高楼，但受限于规制，依然只能原样复建此前的正寝。不能高一分，也不能阔一尺。
没有后世农村土胚房那种木制阁楼，熊荆仰头上视时，一眼就看到正寝四阿重屋下暗乎乎的房顶，还能看到混凝土柱子上鸟巢一样错落有致的斗拱，粗大而结实的木梁，以及密密麻麻又整整齐齐支撑着屋面瓦当的椽木。
再复杂的建筑，在匠人的眼中都显得简单；再高耸入云的大章，也将在斧凿之下变成合适的形状，成为整座正寝的一部分。用公输坚的话说，这叫规制；用太傅孔谦的话说，这就叫礼制。
为了建起一座正寝，有些木料为柱，有些木料做拱，还有木料变成梁、成檩、成椽；而为了构建起一个国家，有人为君王，有人成卿士，有人做庶民奴仆。和而不同，彼此守礼。
来到这个时代，成为楚国的王，熊荆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即：所有人都有固定的位置，所有人都必须恪尽职守。
能够礼贤下士吗？当然不能！任用贤士、客卿的结果往往是摧毁整个国家，瓦解随国家一起建立的封建组织。齐国任用贤士的最后就是田氏代姜，秦国任用客卿的结果就是迅速从封建国家转变成官僚国家，最后在内外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走向毁灭。
国家的发展、强大必须是现有组织的发展壮大，必须源于内生性的力量，而不是贤士客卿主持下的解体大法，靠组织分解产生短暂的热量。
可以有人**望吗？当然不可！人性是对组织的腐蚀，一如构建正寝的木料在阴雨天里发霉。讲求人性怜悯的实际就是最上面的椽木可怜最底层的都柱，而都柱的解放就是整座建筑倒塌的开始。从正寝建立，都柱的命运便已经决定，它必须支撑整个屋宇的重量，如此才能为连同自己在内的所有木料遮风挡雨。
这似乎很不公平，但实际并没有任何的不公平。武力和信义决定一个国家何人为君王、何人为卿士、何人为庶民、何人为奴仆。戈矛不能赢来的东西，想靠嘴皮子的得到，那就是对所有武者和死者的侮辱。这等于说前者的血白流、后者的命白丢。
这当然也不残忍。戈矛赢来的东西必须靠戈矛保卫，而使用戈矛的是人，所以君王与卿士必须时时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保持武者之本色。
‘既能……，又能……’，这种布尔乔亚式的两全其美，只能创造在梦里才能运行的永动机，出身于庶民阶层的他们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贵族的精神与世界。如果他们不是袭荫了他人的余福，又或者是搭上了强者的便车，现实很快会教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孙如何做人。
……
……
在左右两史返回正寝明堂之前，仰头望天的熊荆看着正寝的屋顶想到了这些。这是他逐渐明白的道理，为了压制住出塞入秦的冲动，他又把这些道理再想了一遍，以让自己冷静并且克制。他似乎在自己说：这就是为王的代价，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弃整个国家。
只是，在他以为已经说服了自己的时候，他忽略了自己最初生活的环境——一个经历文艺复兴，充斥着‘人性’、‘民主’、‘自由’、‘平等’……，诸如此类布尔乔亚式普世价值浸淫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荒谬到人们竭力邀请嫌疑犯到自己的家里来，以方便他们奸杀自己的妻女；或是已经堕落到每个人都在骨子里深信：卑劣即胜利，屠万是为雄。
这个世界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就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纵欲与怜悯，以及或多或少的算计和自私，并不能与仍然保持着贵族品格的先秦楚国水乳交融。
这实际也是太傅宋玉、孔谦，以及诸多老臣要极力纠正、悉心教导的内容。君王就必须恪守君王的礼仪，不能像庶民、野人那样放纵性情、肆意妄为。君王恪守君王的礼仪，臣子谨守臣子的礼仪，整个国家就稳固了。
右史回到正寝的时候，肚子里装满一肚子诸如此类的进谏之言，然而当他登阶入堂，神奇的发现大王竟然在唱歌。一首以一种从未听过的音节所唱的歌，曲调极为悦耳，可细听这却不是什么大雅之乐，而是靡靡之音。
他就要进谏劝止的时候，熊荆不唱了。他责怪道：“更衣为何如此之久？不佞还要去造舟之所一观。”
“唯。”右史揖礼。他与先回到明堂的左史跟着熊荆，一起出宫行往紫金山下的造船厂。
“禀太后，大王至造舟场也。”进入若英宫的王尹揖告。整个王宫由他掌管，正寝发生何事他一清二楚。
“去了造舟场？”赵妃很担心儿子。她刚才听说儿子召见知彼司司长勿畀我时忽然大怒拔剑。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寺人宫女在场，谁也猜不到勿畀我说了些什么。能确定的是，大王此前询问了华阳祖太后的病情。
儿子什么心思赵妃自然清楚。他答应与齐越联姻迫于无奈，他对迎娶赵国公主赢南漠不关心，他心里只有那个已经成了秦王媵妾的芈玹，对此赵妃身俱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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