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的行为，大明对于战争的主动权更加的落寞。
同时越发暴露大明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不堪的本质，大明的最高统治者已经陷入了极大的苦闷当中。
尽管崇祯在病榻当中，对着一帮内阁成员为杨嗣昌极力辩解。
可是各部给事以及御史言官等纷纷上疏，要求追究杨嗣昌的责任。
“杨嗣昌拥兵自卫，一无成功。”
“襄阳失，荆南则有剥皮之恐，洛阳失，开封有累卵之危。”
“杨嗣昌有六条可斩之罪：一是失去藩封，陷郡县；二是参抚臣以逃避自身责任；三是以《华严经》灭蝗，颂咒消贼；
四是张献忠入川，让其单骑脱逃；五是贿赂监军；六是结交朋党。”
“杨嗣昌奸欺误国，请用袁崇焕例，千刀万剐，传首九边。”
朱由检因为杨嗣昌是自己力排众议，特简夺情委以重任的，大小臣工的群起责难，有损他的“明主”形象。
于是，他把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召进宫内，宣称：
“杨嗣昌系朕简用，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
接着他训斥上疏的臣工是“你们故意排斥他，意欲沽名，本该重治，尔等又说朕庇嗣昌，姑饶你们这一遭，朕已经派靖辽侯前去相助，静等佳音，此事勿要再提。”
崇祯不仅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手就给他提拔他为太子少保，希望他再接再厉。
大小群臣们见皇帝如此护短，只好缄口不语。
无论是崇祯派出去的督师，还是一朝五十辅臣，没有一个人能像杨嗣昌这样获得他无条件的信任以及支持的。
甭管你们如何说他，朕都不会处罚他的。
崇祯对于张献忠李自成，分别派出去了吴国俊以及傅宗龙等人。
而盘踞在西北的锤匪贺今朝，暂且与他达成和谈，倒是不需要过多关注。
因为想要关注，也没多少实力的。
反倒是辽东鞑子派人在义州屯驻，且耕且战，设营挖堑壕，把锦州团团围住。
再加上金国风战死，崇祯内心越发的忧愁。
为此把他亲笔题写的“灭寇雪耻”条幅传示群臣，表明他坚定的信心。
大臣们深知皇帝御笔“灭寇雪耻”四字的分量，都不敢贸然奏对。
独有新任礼部右侍郎蒋德璟似乎胸有成竹，出班跪奏：
“陛下“灭寇雪耻”四字，就是中兴大有可为！
臣每见陛下传谕户兵各部，及申饬各边督抚等官，睿虑精详，无不周密。
只是各边未有力行！”
听到这话，崇祯脸上连连赞同。
朕如此殚精竭虑，考虑周详。
大明到如今这种被动的局面，全都是各边未曾如实按照朕的计划实施。
“陛下，就如练兵一事，中饬再三，其实兵何曾练？
只是将花名文册点操一番，花刀花枪，全无实着。
臣每读《会典》，见太祖高皇帝教练军士律，以弓弩刀枪分别试验，立行赏罚，此是练兵之法。
凡卫所总小旗补役，以拼抢胜负为升降。
凡袭替官舍比试，必须骑射娴习，方准顶袭，此是练将之法。
当时百战百胜，只是兵练得精，难道二三百年来并无以兵，到皇上才要设兵？
难道本无一饷，到陛下这里才要加饷？”
崇祯听了蒋德璟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不由得入神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题点评道:
“卿之所言，真是闻所未闻啊。”
蒋德璟得到皇上的夸奖，进一步的发挥他的练兵主张：
“军即是兵，总计内外卫所三百余万军兵尽足用，且养军之屯田盐粮甚多。
二三百年来并不曾加派，饷尽足用。
如今只将祖制振举，件件实做，自可灭敌。”
蒋德璟显然主张恢复明初的卫所屯田制度，其实是没有多大可行性的空谈。
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卫所屯田，早已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企图“振举”祖制无异于画饼充饥。
崇祯却以为蒋德璟所论闻所未闻，或许可以弥补时局，迫不及待地道：
“再奏，卿从容奏来!”
蒋德璟于是大谈可以仿效俞大献的《剑经》、戚继光的《练兵书》，加紧练兵。
听了一大篇关于练兵的高见后.崇祯把话题转移到今日议论的主题上，问道：
“今敌在义州，作何筹划？”
蒋德璟则是回奏道：“义州距锦州九十里，锦州距宁远六十里，宁远入山海关至京师近千里。
北骑在沈阳相距甚远，决不从关内来。
只恐占住义州，径至大宁(在今内蒙、辽宁边境)仅二百六十里，便可犯蓟(镇)犯宣(大)，却是可虑。”
蒋德璟的分析不无道理，但他否定清军攻取义州意在拿下锦州及其附近的松山、塔山、杏山要塞，进而威逼宁远的战略意图，过于武断。
毕竟按照清军前几次入塞掳掠，都是这般行动的。
崇祯被他的地名、里程搞得不得要领，纠正道:“里数亦不许算，只说目前要领。”
蒋德璟似乎提不出什么“目前要领”，又重提练兵，大体是兵要精、饷要足、将要强之类。
这次御前会议反映了廷臣对于清军在义州的军事行动束手无策。
蒋德璟的泛泛而谈虽也触及时弊，但难以操作，不能解决辽东的实际问题。
相比于杨嗣昌能给崇祯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些大臣全都是再大面上说，具体操作都无，着实是让崇祯对他们欢喜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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