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在下请——”
话声嗓间道出时，俯首叩头的唐浩然闭上了眼睛，他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是对还是错，但除此之外，他已经再没有了其它的选择。
“香帅下令，湖广禁烟！”
响亮的话声在大签押堂内响起时，众人皆是一惊，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的唐浩然，大签押堂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而张之洞直视着跪在地上的唐浩然，胸膛却是起伏不定，周围的人更是惊看着他。
“大胆！”
突然，这沉寂被王廷珍一声喝吼打破了，只见他手指着唐浩然厉声斥道。
“且不说洋土药税为朝之重税，此时香帅欲办洋务，正值财力窘迫之时，你唐子然竟然建言禁烟，令湖广失此要税不说，单就凭你意以禁烟为名，陷香帅于难处之地，既是可恨至极！”
王廷珍也跟着跪了下去，大声说道。
“香帅，在下请杀此子！不杀此子，实为我朝之祸！”
别说是旁人，就是唐浩然也跟着倒吸了口凉气，我不过是提了个禁烟，就像是犯了多大罪似的，竟然要杀我。
丢你老母！
见张之洞长久沉吟不语，赵凤昌反倒是坐不住了，连起身深鞠道：
“香帅，还请念在子然过于年青，且刚从外洋归国，于国朝而不知，饶子然一命，以为大用！”
从提议禁烟，到杀头，不过只是转眼的功夫，可就是这片刻的骤变，却让唐浩然心底涌起一阵悲凉之意，提不过只是禁烟，就成了祸害，难不成，闭着眼睛的唐浩然突然想到那位名垂垂青史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到后来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洋土药。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其甚至在同治年间上奉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对于他们来说，禁烟意味着政治上的风险，意味着财源的减少，也正因如此，才会有王廷珍的“请杀”之举。
想到这，原本还曾因道德感约束，而倍觉犹豫的唐浩然在心间倍觉凄凉时，心中的那份负担反倒放了下来。
面对王廷珍的请杀，张之洞却是抚案不语，早在抚晋时，他既于山西展开过禁烟，但次年调任两广后，山西禁烟自然无果而终，此时唐浩然提议禁烟，却让他一时心思浮现，情感上，他支持禁烟，但理智上，他却又反对禁烟，毕竟洋土药的种植、销售所带来的丰厚“洋土药税”，是湖北离不开的。
盯着跪在地上的唐浩然，正欲说话时，张之洞却看到一旁的桑治平却是含笑不语的看着唐浩然，这是为何？疑惑间，他突然想到先前唐浩然的问题，难道……于是便故意厉声道。
“子然，你且起来说话，若是今天不说出个所以然来，别以为本督的刀子不能杀人！”
他的这一声冷喝，若是换成旁人，或许会吓的浑身颤抖，但唐浩然却知道，这位作为清流领袖曾主导过山西全省禁烟的张大人，最终会选择什么。在晚清所有的总督除张之洞外都反对吸洋土药，张在理论上反对，但实际上并不反对，因为张自己正在吸食洋土药。而他在《劝学篇》中痛陈洋土药之害；却又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极力描述洋土药税收对兴办洋务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张之洞不过仅仅是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洋土药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洋土药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至少，自己的这个建议或许可以改变一点！也许还能挽回一些，心下这么想着，唐浩然心中的负担一轻，然后站起身说道。
“香帅，你曾与山西主持禁烟，于烟毒之害，香帅及诸位同僚自是再清楚不过，浩然自无需加以重复。”
清楚，怎么能不清楚，张之洞清楚，在坐的这些人里，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烟毒于国于民的损害，但是却从没有一人真正考虑过禁烟，不仅如此，还鼓励种烟。
在晚清知识分子眼里，现在国产洋土药战胜进口洋土药，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洋土药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洋土药财政的“理论根源”，而到了清末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甚至到了离开洋土药财政便不得过日子的地步。
从洋土药驰禁开始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洋土药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但事实是：禁烟只是幌子，征税才是目的，所谓的“寓禁于征”反倒成了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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