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滴如银链一般从大签押堂的房檐下滴落下来，那雨声沥沥中的大签押堂内，此时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而在门外数尺戈什哈目视着前方，手按短枪枪柄，一副随时会将来者毙于枪下的模样。
稳坐于首座的李鸿章，端起茶杯,啜了一口，此时他的那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不过在啜了口茶后他并没有放下茶杯，而是左手托着杯底，拇指扣着杯盖，右手拇指却在杯盖提纽上轻转着，只有最了解李鸿章的幕僚才知道，现在大人正在作着一个极为艰难的决定。
什么决定会这般的艰难？
“大人，两江刘大人、湖广的张大人以及闽浙的卞大人，都已经同意了……”
放下茶杯的盛宣怀有些紧张的瞧着大人，自打从唐浩然以“八督议政”挑动朝廷与疆臣间的互不信任之后，中堂大人立即意识到朝廷对汉臣的信任不在，同样也意识到自身的威胁，在中堂大人忧心忡忡的选择自保之后。
盛宣怀则更为甚之，作为电报局总办的他立即驰电各地，称朝廷今日对汉臣猜疑极重，今日安抚全为他日谋夺，因为朝廷已经为“斥汉满臣”所把持，密呈其它七督，劝他们勿声张，勿执行朝命，以免酿成巨祸。
相比之下，盛宣怀无疑真是斗胆包天，他竟敢指使各地官员抗拒朝廷的命令,尽管在整个过程中，李鸿章一直保持沉默，但随后盛宣怀却以李鸿章代表的身份奔赴上海，与沿江的张之洞、刘坤一东南一带的督抚大员取得了一致意见，成了串联“八督”的中心人物，甚至还草拟了“八督议政”的十条原则。
如果说唐浩然的“清君侧”请“八督议政”撕破了清国朝廷与疆吏间的最后一丝信任，而盛宣怀无疑将这一切演变成为事实，在此之前所谓的“八督议政”不过只是唐浩然这个“逆贼”的一人妄想，而在盛宣怀十六天的串联下，这“八督议政”却隐隐成为了可能，而现在只待八督遣派道员，就“八督议政”相应条款加以商量后，再“上奏朝廷”便就会成为事实。
在喝茶时，盛宣怀看着大人，他并没有督促中堂大人，而只是再一次默默的端起杯，喝起来茶，别说是他，纵是其它人，这会亦只是喝着茶，在中堂大人作出决定之前，众人不便说话。
此时李鸿章的内心却是掀起一阵阵波澜来，现在若是唐浩然在他面前，他一定会开口问他。
“为何如此！”
为何要逼朝廷与汉臣疆吏撕破脸面？可唐浩然不在他的面前，同样的他亦能理解唐浩然为何这般，对于唐浩然来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唯一功成的机会，而代价是什么呢？自今之后，这朝廷便不再是朝廷了。
甚至就如那晚唐一般，相比于晚唐，这大清国到时候唯一的就好在，包括自己在内的八督皆不会如晚唐之军阀一般互相攻伐，从而陷万民于水火之中，大家说到底，都还是文人，而非短视之武夫。
唐子然啊！唐子然啊！
在心下念叨着这个名字，李鸿章的右手不禁猛的一捏造杯盖上的提纽，这唐子然的算盘打的可真够精明啊，用一招“八督议政”，便把朝廷与八督全绑了起来，他不过只是吹响了那个号，撕破了那张脸，到最后还是要靠八督把朝廷最后一点脸面给撕下来。
在发匪之前，朝廷中枢对全国上下均予以直接控制，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中枢，全无独立的军权和财权，而在镇压发匪的过程中，“经制之兵”八旗以及绿营早已不堪为用，根本无力镇压发匪，于是地方督抚便募勇营并就地筹饷，由此便开了“兵为将有”之局，中枢的军权被严重消弱，而地方督抚把持军权和饷权，至今这举国上下一兵一卒皆拱手督抚。
而在镇压发匪捻匪时，朝廷又被迫在军事上借重于湘淮，亦不得不于行政上授予实权，于是这朝中的满汉官员比例亦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地方，在发捻之前，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军政长官大部分是满旗官员，实权操于中央，而战后因西北回乱、西南回乱等各地乱起不断，朝廷为平定匪乱，只好任用湘淮将领充任督抚等地方军政长官，长久以来，许多权力早不在中枢，而在地方督抚之手。
而在过去二十余年间，地方督抚的权力不断扩大，早已逐步集军、政、财、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地方权臣，这“外重内轻之轻”实已形成，甚至呈尾大不掉之势，他们一方面被朝廷视为柱石，凡重大决策常以他们的意见为取舍，言行举措甚至直接影响朝政大局。
李鸿章自己作镇北洋二十年，早为中外瞩忘，声出政府之上，政府亦为倚为重，至于两江的刘坤一、湖广的张之洞等其它总督，虽声忘虽赶不上李鸿章这般显赫，但却亦因其地位显重，多年来借口种种把持地方，操持地方成“外重内轻”之局。
而“外重内轻”的国朝时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地方趋向以及同中枢的分庭抗争，同治初年，中枢尚能以战败逃跑的罪名处死何桂清，光绪初年朝廷尚能借杨乃武案来弹压湘军体系的势力，进而罢免流放官员。可是现在督抚纵是公然抗命朝廷，矫旨不遵，朝廷对大家也不能“稍加谴责”，更谈不上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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