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是个特别一年，它是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它的之前与之后国内与国际都发生了大事，但对于岳藏舟来说这只是他们一家一贫如洗的第一年。
从年初一月肺癌晚期的消息砸到了母亲的头上，这一年来他们家几乎是掏光了所有的积蓄。外公留下来的，母亲十几年工作攒的，小舅与舅妈的，在这个人均月工资还只有几十块钱的年代中，肺癌的药费与治疗生生拖垮了他们。
岳藏舟想到刚才听到的舅妈的话，眼下的确是没有钱留给自己复读了，虽然这年头复读不用太多的钱，但是自家外头还欠着一些钱。这个年头的人很朴实，左邻右里亲朋好友都是善意地拿出了那些钱帮助母亲治病，虽然杯水车薪，但是在大家都没有富贵日子的时候，这样的帮助就尤其珍贵。
现在母亲过世了，这些钱就算他们不催着还，但要再筹到一笔能让自己复读的钱也不容易，况且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小舅与舅妈一个人的工资每月才不一两百，虽然有王美娟爸妈帮衬，但加在一起养家、还债也是不容易。
当初是怎么办的呢？
岳藏舟叹了一口气，解下了挂在脖子上的钥匙，他没有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但母亲却是早做好了离开他的准备。岳藏舟拿了一把梯子爬到阁楼上取下了一个铁盒子。这个有些锈迹的铁盒子，后来被他锁在了柜子的深处，这是母亲最后留给自己的遗物。
‘啪嗒’，上头的挂锁被打开了，里面藏舟一叠钞票，面值都不大，多是一块的，还有些皱巴巴的，上辈子自己数过九百来张，总共加在一起一千块整。有的钱上面还有些油渍，都是母亲一点点省下来的。
1989年起大学开始了收费的改制，要从今年开始交两百元的学费，还不包括其他生活费，而眼下的这笔钱则是母亲最后留下的东西。
在她病中最后留下的这笔钱是她几年来零碎攒下的私房钱，为的就是能让儿子上学之初没有太多的经济困扰，虽然学校会有补贴，上了学儿子也能打工，但是事先准备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
看到这笔钱，岳藏舟几度抑制的眼泪难以自禁地流了下来，即便到了人生的尽头，母亲最不放心的还是自己。人的一生有能遇到最毫不保留的感情就是亲情，还不谈有些人没有那个运气遇到。他幸运也不幸，世间最苦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
岳藏舟记得曾经他把这笔钱的事情告诉了小舅，想要他收下解决面前的困难，但小舅告诉自己，母亲临走在病床前留下了最后与最大的心望，就是希望自己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以后能找到体面的工作过安稳的一生。
岳藏舟知道这个‘安稳’包含了太多的心酸与痛苦。
母亲的一生安稳的岁月太少。外公的中年早亡，也是因为他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母亲的未婚先孕给老父亲的太大压力。都说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母亲的病也离不开这十六年的积郁成疾，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个让她失去了戒心与矜持的男人，可这也成为了她终其一生的痛苦。
所以，她希望儿子后来的人生可以不一样，不要大富大贵，只要安安稳稳。
就是因为母亲的遗愿，他与小舅一家都勒紧了裤腰带过日子，就希望下一年他能够不负众望地考出好成绩，进入重点院校学习。
这场考试压在他心头的含义太重，让他甚至都记得来年的作文题是《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1991年沪海实行了沪海改革方案，文理都是总分600，一共考四个科目，语数外三门考试加上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选一科，这也与以往的全国统一理科七门、文科六门区别了开来，但是来年的理工类的重点分数线不高，是410。他记得那年的数学不简单，后面的三道大题共45分，许多人都说不会做，考场中有些人在这场考试结束了之后都白了一张脸。
后来道听途说，满分一百五的卷子全市平均才八十分不到，被戏称是数学最难年，传言中出题老师家的窗户都被砸了几轮。这些事情与岳藏舟的关系不大，他考了五百零二分，进了復旦大学的数学系，后来几经转折去了港岛做过精算师，也自己从事过风投行业。
可是那个表面上风光的岳藏舟，好像看上去像个人生赢家了，但他从来没有忘记青年岁月中最困难的时候。
小舅与舅妈都是本分的人，他们在单位中安分地工作才还清了外债，可是肩头没有重担的日子才过了几天，一九九七前后沪海就迎来了下岗大潮，那个时候正好遇到了小明与小玥考大学，而大学的学费也早就翻了好几番变成了几千元。
这个城市不愧于魔这个字，在这个魔都中生活，双双下岗的小舅与舅妈，还要供着双胞胎上大学，那些今天算着明天，给孩子们多加一件新衣服也要扳手指的日子，可见有多少苦难。
自己那时候才毕业两三年，工资全都补贴到了家中，一个人养五个人。九十年代的经济市场说大很大说小也很小，全看你接触多少。正是因为家中的压力大，才会让自己到港岛开始了奋斗的岁月，遇到过金融风暴，更与非典擦肩而过。那些功成名背后从来都藏着血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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