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在辽西的威权来自东林，熊的遭遇来自楚党的没落，后人以为是熊廷弼为人的问题，其实并不然，就算换一个性格更好的辽东经略，被攻击弹劾也是必然之事，这便是党争害国。
熊廷弼的遭遇并不远，由不得袁崇焕不加以警惕和小心。
最好的应对，当然还是立不世之功，何谓不世之功，当然是能以一已之力，平定辽事。
平定辽事，说来简单，谁敢说能做到？
前后数经略折戟沉沙，死掉了十几个总兵，近三百武官，将士折损二十万。
平辽之功，谁不想要，又有谁敢言自己有这般本事？
听了周文郁的分析，袁崇焕也觉口中苦涩，摇头苦笑道：“我只能但求尽力去做，但想做出何种成就，亦不敢言。”
“所以只有另辟蹊径。”周文郁咬着牙道：“老大人可曾想过，议和之事？”
“议和？”袁崇焕一征，摇头道：“胡闹，浑说。”
袁崇焕从座椅中站起，笑着对周文郁道：“你到底还是读书少了，我大明向来是不和亲，不议和，不割地，又以天子守国门，当初英宗皇帝被太师也先所俘，结果群臣拥立景皇帝，仍然抵抗，也先只能无奈退走。当年之事以后，提倡议和或是迁都南逃的名声都是臭不可闻，此后谁还敢再提这事？秦桧等人的铜像，现在可还是在西湖边上岳王庙前跪着呢。我袁某不指望流芳百世，可也不能做这般蠢事啊。”
袁崇焕说到最后，已经有些疾颜厉色了。
周文郁现在出的这个主意，确实是步臭棋，简直臭不可闻。
“当年是当年。”周文郁索性跪下，顿首道：“国家初立，政治拙朴，朝野一心，虽然京营兵和公侯伯不少随英宗皇帝出征，失陷于敌，但京中还有数万营兵，关键之处在于政治清明，兵备完善，财赋足够使用，数月时间，于少保就调集了二十万边军和班操军，足以却敌。否则也先怎会那么轻易的退走，又将英宗皇帝给放了回来。现在我大明朝政不修，士风堕坏，特别是边军战力远不及前，且将领各怀私心，已经有难制之势。而最要紧的是国力远不如当年，财赋渐渐难以支撑国用，屡加辽饷赋税，民间负担已经太深，又有天灾频降，老大人，卑职恐怕祸不止及外，尚会由内而发哩。”
袁崇焕面沉如水，已经知道眼前这个旗牌官所说的都是事实。
现在的情形当然是不能和国初时相比了，不管是朝堂的政争，财政的吃力，军队的腐化堕落，都完全不能和英宗年间相比。
现在除了九边外也有班操军，但所有人都知道只能用来修修昌平的陵寝或是京师的城墙，当工匠用可以，用来打仗还是算了。
而且人数也太少了，大明国初到成化之前，国家还是能调度百万以上的卫所军，到了现在，恐怕十几二十万都很为难，而且毫无战力了。
九边倒是职业募兵，但困于粮饷不足，各镇在万历年间重新检点过军人和战马，都比嘉靖年间大为缩水，战力严重不足，几千里边关，几乎处处都是漏洞。
辽东这里则是一个大坑，已经使大明快耗尽了国力，还完全看不到有解决的希望和曙光。
“老大人。”周文郁见袁崇焕意动，当下又急急道：“况且东虏也和也先不同，也先是北虏卫拉特部，并非那成吉思汗之后裔，所以只能称太师，不能为汗，也未曾统一各部，其内部还是一团散沙。又从草原南下，并无城池人民，所以根基薄弱，所以强则一时，衰则再难复起。而东虏不同，其从老憨立国之前就是传承百年的部落，有土地人民，且早就开始耕作，征战三十年完全一统女真，抚顺关外千里之土早就为其所有。现又有辽东和辽南辽中各地，汉民百万供其驱使，加上八旗数万，足有十万难以抵敌的强军。这样的敌人，非也先可比，其野心也远大过也先。朝中有识之士，当皆知老奴所想，是杀进关内，尽夺黄河之北土地，其野心勃勃，我大明又无有能与其可战之师，是以朝中早就惊惧，王在晋当初为本兵，尚有尽撤关外之土的想法，其中赞同其所想的人颇多，我看皇上也未必不是这般想的，只是孙阁部坚持要守，又逐渐复土成功，使弃土之说渐无人提。然则，以实际而论，大明的关外之土地人民，其实是守不住了。而兵祸连结，财用困难，已经渐到难以支持的地步。如果老大人敢为天下先，首先将议和之事做出来，就算清议上有些攻讦，然而朝中大佬，包括皇上在内，恐怕内心还是以支持为多。一时清誉损耗和所得实利相比，究竟还是利大于弊的！”
袁崇焕面露沉思之色，眼前这事和替魏忠贤立生祠和交好阉党是不同的，交好阉党和立生祠带来的弊端相当有限，和袁崇焕的身份地位还有在辽西的作用相比不值一提。然而如果以边臣身边操持议和之事，朝中并无此意的情况下可谓是擅作非为之极，一旦暴露出来或是被朝中所知，御史给事中交相攻讦是肯定的事，朝中大佬和皇帝本人，到底是何心思现在也不能如周文郁所说的这样轻易的下判断，究竟如何，恐怕要多方试探之后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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