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于教育的普及，居功甚伟，之所以中国能在中世纪一千年间始终领先于世界，靠的就是这两样法宝。裴该既然掌握了后世的见识，当然一有机会，就会改良造纸术——主要是降低成本——和“发明”印刷术了。
雕版印刷术其实并不复杂，理论上一两百年后就会产生，至唐代开始大行于世。复杂繁难的是活字印刷术，要到宋代才由毕昇首先发明，然而毕昇做了一辈子雕版工人，再加天才妙想，搞出来的木活字仍然缺乏普遍适用性，故而湮灭不传。裴该本人哪有那个本事，再加足够的精神头提前发明出来呢？只好将创意讲给雕版匠人听，让他们去自行摸索了。
然而到目前为止，几乎一点儿曙光都还没能瞧见。
董景道并不清楚何为“版刻之术”，闻言不禁微微一愣。裴该趁机固请，董景道就说：“老夫躬耕之余，略有所得，亦当书写出来，以献裴公。然出仕之事，实难从命啊。”
裴该相信“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所以继续规劝。老先生想了一想，便道：“对于近日关中士人之议论，老夫倒有一个想法，当芹献于裴公驾前……”
“先生请说。”
“关中本为文学渊薮，然自季汉以来，地益贫瘠、学益衰微，是以关中世家，多不如关东，尤其河南、南阳、颍川之间。今裴公留镇关中，欲先定西陲，再为国家扫平秽氛，本当牢固人心，优抚世家……裴公却似有反其道而行之意……”
裴该对他这番话有些不大感冒，但还是耐着性子倾听下去。
就听董景道继续说：“裴公既留关中，必当多用关中士人，若能高彼等之家世、声望，则些许小怨，或皆消弭矣。”你得多少给关中各家点儿甜头吃啊，抽一鞭子给颗蜜枣，才是驭下之道。
裴该颔首道：“先生所言是也，但不知有何良策教我？”
董景道说了：“老夫忝为郑学后进，于儒林中有些声望，不如老夫为裴公做一部《姓氏志》如何？”
裴该双睛略略一亮，忙问：“何谓《姓氏志》？”
“总括天下世豪姓氏，书其缘由、功绩、官途，于此之间，略作曲笔，高抬关中各家可也——自然，国姓之下，当列裴氏为第一……”
从前门第高低，都靠朝野舆论——当然更主要是朝里有没有当高官，地方上有没有出任中正官的——并没有明确排位。西晋时期，高门无过贾、裴、王（太原）、荀，那是因为贾、裴本是大族，历任执政，王氏、荀氏则都出过经学名宿，子弟多做三公。但至于具体谁高谁低，谁一谁二，其后各家是怎么个排名法，却没人真去研究过，估计也研究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所以董景道建议，我可以帮你写一本《姓氏志》，把天下门阀做个排序。首先把你裴姓列司马之下第二位，贾、王、荀都往后搁，以此更加哄抬你的身份、名望。当然啦，这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若要雪中送炭，就必须得趁机抬升关西各家族的名次。
好比说乌氏梁，搁从前可能连五十名都进不了，还必须得排在本支解县梁后面。但如今梁芬贵为司徒，梁浚又即将当上国丈，那这一支就必然水涨船高啊。他们自己奋斗得来的，未必会感激你，但若你能出一本书，把名次确定下来，那他们肯定会高兴不是？
关西其他家族也是如此，你借着出书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排名，他们自然会觉得跟随你前途有望，你也没有要撇开世家的意思——只是各家升降，得由你说了算。
这书由我主笔，裴公你算出资方和出版人，靠着我在儒林中的声望，以及你在朝廷中的权势，还怕不能传抄天下吗？还害怕成不了权威出版物、排行表吗？
裴该闻言，先是蹙眉，继而大喜。蹙眉是因为，他担心这事儿反而会拉开世家和寒门的距离，使得世家坐大；可是再一琢磨，正如老先生所言，谁算世家，谁算寒门，从此不是靠占田多少、势力大小，而是由我来把持舆论，这也算是一大进步嘛。
想想原本历史上，唐太宗曾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等人编纂《氏族志》，结果初稿上来，仍列山东崔姓为第一，陇西李氏得往后排。太宗大怒，责令重修，说“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才终于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还刻意打击报复，把崔姓降为第三等。
这是世家对皇权的一次试探，结果皇权得胜，传统世家势力就此受到打压，很多庶族新贵得以获得与其官品相符的社会地位。所以等到宋初编纂《百家姓》的时候，就不再出这种妖蛾子啦，直接定国姓“赵”为第一，吴越王的“钱”为第二。
世族政治，就此彻底让位于官僚政治。
裴该想到，这是可以捏在自己手中的一件强有力的舆论武器，从此家族升降，黜陟由心——既然不可能一举将世族政治彻底摧毁，不如用这种春风化雨的手段徐徐更替之——不禁大喜过望，急忙躬身向董景道致谢，请老先生您这就开始动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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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景道最终也没有答应出仕，不过裴该特意命人辟了一条可行车马的道路通到他渭汭草庐，以便往来，返回长安后，他还三不五时地遣幕府官吏前往拜会老先生，并且聆听其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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