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不但制定了军衔制度，还重新设定文官的品级——这是因为洛阳朝廷所授官品，未必符合关中的实际情况，而大司马幕府中某些低等职务、临时差遣，也向来无品可论。
说白了，裴该是要撇开原本的品官制度，在关中地区无论文武、军政，另外再搞一套。
文官三品以上不授——开玩笑，一二品都是公、比公，不是裴该所可以自行任命的，所以目前关中就只有裴该一个一品，又何必再设呢？
三品文官名之为正卿，四品为亚卿，五品上大夫，六品中大夫，七品下大夫，八品给事郎，九品征事郎，最低级别再设一个登仕郎——最后这三个名称，源自于唐宋时代的文散官。
后世完善的品官制度，从一到九品皆分正从，正四品以下又分上下，总共三十级，而文武散官制度，则从从一品起算，总共二十九阶，正好一一对应。裴该认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还不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汉代秩禄制也不过十多个等级而已（历代有所增减），唐宋时品级繁复，是和冗官现象密不可分的，所以到了清朝，就又除去上下，浓缩为“九品十八阶”了。
他目前的设置，等于把文武全都分为十阶，暂时敷用。幕府和大司马三军直属官员，全都按此等级划分，至于各州郡地方官，则申明此等级纯为留台任事之时别尊卑、明上下之用，与其原本官品、秩禄可以并行，且互不影响。
目前既已大破刘粲，想必胡寇短时间内不敢再来侵扰关中，而己方对于河东的侵食，暂委甄随一部可也。在这种条件下，裴该一方面想要趁机重整军伍，推广军衔制度，明确各部职能，同时也继续扩军，另方面计划将关中文吏之人事，也利用新的等级制度来重新梳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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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激战之后，暂时归入一段平缓的积聚期，暂且不论。而洛阳朝堂之上，此际却风云变幻。明眼人都能够瞧得出来，大司马裴该既在关中摧破胡寇，赢得自胡乱以来最大的胜利，加上骠骑大将军祖逖又离开洛阳，亲往河内前线，则“裴党”之势，必然因此而更盛。
关西、河东，以及青、徐人士无不弹冠相庆；司、兖、豫出身的官员则或者密切关注太傅荀组的动作，看他究竟如何向背，或者暗寻门路，有改换门庭之意。一时之间，梁芬、荀崧等人府前车马不绝，请谒者能够直接排出一里地的队去。
然而谁都料想不到，祖约竟然会率先发起反击。就在韦忠被车裂数日后，适逢大朝，治书侍御史王涛突然出列，弹劾尚书李容，奏其贪赃、纳贿、越权、私授等十二事，请罢其职；随即殿中侍御史范广也站出来说：“李容朝见，常暗以其手摄前列之足，既失大臣仪体，又有私议之嫌，恳请纠治。”
王涛是堂邑人，其兄王鉴初为琅琊国侍郎，乃随司马睿南迁，见在建康幕府任职；王涛本人流亡汝南，候洛阳克复后才出仕于朝。范广则是顺阳人，为前雍州刺史、左将军范晷长子。这二位就表面上来看，都不是祖氏一党，但今天站出来弹劾李容，背后究竟是谁指使的，那是再明白不过啦。
倘若只是偶发事件，为什么偏偏两人先后脚地出列，从不同方向弹劾同一个人呢？
朝会之上，气氛严肃，议程也很紧凑，不可能让李容站出来，逐条为自己辩解。一般情况下，倘若事情不大，或者皇帝信任此人，就会命其写奏自辩；倘若事情大一些，或者皇帝也怀疑被劾者，则会命有司临时组建一个核查小组，就相关情事展开调查。
司马邺貌似挺信任李容的，而且王涛、范广也没有当场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这年月虽然尚没有“风闻奏事”一说，但御史劾人，还真没必要桩桩件件都落到实处，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调查人力和物力——便即命李容退朝之后，写奏自辩可也。
李仲思当顶猛挨了一棒，多少有些促不及防，失魂落魄。当日晚间，他主动去拜访梁芬，梁芬也在书房安坐，专等这名亲信登门。见面之后，李容就说：“此必祖士少所指使也！”
梁芬说那还用猜吗？废话就不必多说了——“仲思，所劾之事，是实是虚？”
李容苦笑道：“司徒公，但任事者孰能无过？或亲眷有请托，岂能不为关说？友朋有馈赠，岂可拒而不受？我所行自无过逾者，然恐不易自辩啊……”当官的谁不在灰色区域进进出出？只要不直接触犯国家制度，事情别做得太过分，不会被人抓住把柄，那就应该没事了吧？问题是人家蓄谋已久，有备而来，我这自辩的文章就不好做啊。
“至于殿上失仪体……司徒公岂不知乎？”我捏的就是你的脚啊，范广不敢明言罢了——“然，范某身为殿中侍御史，何以当时不言，偏要到此际方才道出？”
随即叹了口气，说：“身为台省之臣，位列中枢，既受劾，岂能再安居其位啊！”
这也是汉代以来的通例，身为朝廷重臣，一旦被御史台这类监察机构盯上了，不是光自辩就能完事儿的，往往都要上奏请辞——即便弹劾我的皆为虚言，亦由此可知，我不孚众望，若不就此避位，必被认为贪权恋栈，从而有损声名。当然啦，这只是表个态而已，辞表是否通过，尚且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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