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练的统治者，一定会想方设法增加小生产者和自耕农的数量。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刘钰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皇帝说这些话，有极大的可能要借黄河决口为京畿和松苏之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小生产者和授田农的缓冲区。
小生产者和自耕农，是最为支持统治稳定的，也几乎算是最保守的。
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啥也没有的贫农佃农不同，对贫农佃农来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新时代也是充满恐惧的，或者说对变革是充满恐惧的，因为他们并无能力在新时代分一杯羹，而且又对任何变化都惴惴不安。
对原本的大顺而言，山东问题是大问题，不敢轻动，甚至皇帝压根儿没有借机做事的资格。
但现在真的不同了。
运河漕米的改变，以及铁路的出现，海运的兴起，海军的强盛，皇帝有九成的把握，能在黄河决口后，完成对皇权最为有利的处置方式。
即便刘钰不确定皇帝是否会这么想，但借刀杀人这种事，还是很简单的。
利用大灾后的起义、吃大户等方式，消灭掉一部分地主；然后再出兵剿灭起义军；最后安抚赈济剩余的百姓。
这个很简单，不堵口子，派兵防止流窜，或者慢点打，三五年就够彻底大洗牌的。
同时借助灾后百姓的无以为生而降低对迁徙的抵触情绪，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授田耕种，另一部分人则远迁海外或者黑龙江。
实际上，以此时大顺的漕米运输路线和财政能力、军事能力，这么做的成本是最低的，也是对皇权最有利的选择。
反过来，站在真正做到全国解决土地制度、推翻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山东地区的地位变得相当尴尬。
如果，没有刘钰行海运、废运河这件事，一旦黄河决口，运河阻塞，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基本上……就是为王前驱。
但这种为王前驱，是说能够导致大顺朝廷混乱、对地方的掌控降低，憋着的阶级矛盾会此起彼伏地爆发出来。而大顺要保运河，肯定会选择重点镇压运河区的反抗，使得地方的反抗无力镇压，保不准就有能成事的。
这不是说造反有瘾，而是有些东西，只有靠这种方式才能解决。不管是均田保证大部分百姓在转型期不至于饿死；还是说瓦解掉士绅对地方的控制以新政府的新面貌集中力量移民……只靠大顺这艘旧船，是做不成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真的是就算运河区爆发了起义，那也是死路，而且纯粹是白白牺牲、不可能影响到全国局势的那种牺牲，而且镇压起来会非常的容易，且也不会造成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切断。
如果皇帝足够老练，那么借着黄河决口问题，也就意味着大顺皇权的阶级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京畿地区，可以垦蒙、闯关东；黄河改道之后为天然的护城河；山东地区的重新洗牌塑造大量的授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这就是刘钰说的，那些良家子或者血税边军的小地主、富裕自耕农，才是皇权最锋利的刀。大地主和士绅，其实狗屁不是，脆弱无比。
实际上，在刘钰看来，当大顺集中了全部力量，完成了印度之战和这场欧罗巴之战后，大顺皇权已经没啥利用价值了。是要适当削弱、并且把那些埋下的雷一个个引爆的时候了。
老恩说：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存和死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就像是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没有垄断的、专营的、集中力量的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大顺就没法打开欧洲市场，小散商全都会买办化，被欧洲的垄断公司一个个吃掉。会在小仓走私被人打死、和巴达维亚卖茶被人扣船压价中，不断轮回，打不开局面，绕不开商品同质竞争的印度。
但现在，他即将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且即将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所以刘钰已经琢磨着让他死亡。
皇权，也即将如此。
某种程度上，这时候刘钰跳出来要解决黄河问题……
只说思路和逻辑，其实和后世沙俄斯托雷平改革时候，一些人想要干掉斯托雷平的思路差不多——真要改成了，将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其统治力量将大大增强。
而黄河决口，在二十年前，是极大动摇大顺统治的；但现在，刘钰觉得，老练的统治者，很可能借此机会，化祸为福，极大地增强皇权的统治基础。至少以此时皇帝的统治水平和手腕威望来看，很有可能。
即便不考虑这些原因，只是出于个人良心的角度，刘钰也希望能够尝试着以一种人定胜天的方法，来解决黄河改道问题。
尽人事，听天命，成不成的，尽力而为。
决口不是大问题，几乎年年决，年年堵就是了。
但前提是得有河道，没有河道，怎么堵？
改道是大问题，因为北边没有河道，只能是大水漫灌，彻底破坏山东地区的耕地体系——黄河漫灌区，会导致严重的盐碱灾害；会导致水文混乱；也会导致原本的灌溉体系彻底报废，这不是决口能比的，而是一场巨大的涉及上千万人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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