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问题是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也就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怎么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运动动员具有三种不同机制、网络机制、空间—网络机制、空间机制，其中第三种是笔者的一个新发现。通过研究学生运动，笔者发现空间不仅能导致一种组织网络和特殊的动员结构，而且空间能直接导致特殊的动员结构的形成。这就好比半夜打雷，同时惊醒了同一个地区的许多人，我们就不能说这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而得知打雷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被雷声惊醒，第二天有朋友告诉他才知道，那么这个人是通过社会关系网获得这一信息的。游行的信息也一样，并不是都通过关系网络传递的，而是通过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触传递的。所以空间既有间接作用，也有直接作用。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中，这三种动员机制的作用存在有区别。
最后一个问题，该如何看待新闻、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我认为有两大问题尤其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传媒特性本身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比如印刷书、电视和英特网的出现，都改变了社会运动的面貌，这个时候传播方式就是信息。第二个是新闻内容才是信息。西方的新闻在报道社会运动的时候往往是保守的，基本上是负面的，一个人甚至写了一本书研究美国的新闻报道是如何歪曲和破坏了美国的新左派运动的；而中国一旦允许报道，往往是正面报道，支持和同情的多。我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国家合法性问题上。
总之，作为一个简短的结论，我认为，西方的昨天也许是中国的今天，西方的今天也许是中国的明天，所以把握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非常重要。笔者将这种趋势概括为三点：一是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二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出现，三是全球性社会运动的出现。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集体行动的现实和未来。中国目前处理集体行动的方法是有效的，但还不够，尤其是民粹主义一旦兴起，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关键还是要把社会矛盾用制度化的方式处理。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不能把西方理论当作圣旨，我之所以反对固定模型，反对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分开，强调情感、文化、空间环境等因素的作用，这些都受益于我对中国真问题的思索。研究中国，必须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和理论，也许我们能走出一条不同的路来。
[内容摘要]：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要求起诉的条件之一是当事人与案件必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实践中发生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民事诉讼要实现其制度宗旨就必须要有所突破。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实现了维护私益与公益的双重目标。本文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现状出发，分析了其理论依据，对我国公益诉讼的现状进行介绍并提出几点看法。
而第二篇则是我国公益诉讼创设的必要性及其制度架设，对于此，徐富聪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兴趣来，因为他知道只有提高了人民的法律意识，才能让法律真正成为平衡社会各种矛盾，解决各种问题的最好手段。而这一切都必须靠国家所建立的法律架构来进行，而诉讼，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打官司必须简单化，不然就很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这都是很可能出现的事情。
[关键词]公共利益公益诉讼
一、导言
（一）公益诉讼起源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发展到今天，美国成为现代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一八六三年，美国制订了《反欺骗政府法》，该法在一九八六年经修改后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政府钱财后，有权以美国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一八九零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即《谢尔曼法》，一九一四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以此补充规定：对托拉斯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也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责任；而且任何个人及组织都可起诉，要求违法者停止违法行为。此外，美国的环境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公民提起诉讼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证据可举，有标准可查，其中《清洁水法》就是其中重要的法律之一。于此相适应，《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十七条规定：“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
事实上，公益诉讼一词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后，伴随着公益运动的展开而广泛使用该术语。由于当时美国的众多社会制度均面临挑战，因而出现了各种尝试改革的方案，设立了众多的公益法律机构及类似的倡导制度，它们都是为了环境、消费者、女性、有色人种、未成年人及类似的诸多社会公共利益而展开活动，由此而进行的诉讼被称为公益诉讼。
（二）公益诉讼的法理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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