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肆还并不清楚，已经有人脱离了他的掌控，将年羹尧一事正推向雍正借文字狱锻造权柄的涡流中。查嗣庭案让他感叹历史惯性，而国中所起的波澜，又让他感叹历史已不可把控。
北面的雍正四年，南面的圣道四年，在后世史书中都是一个文字年，北面在搞文字狱，南面在搞文字运动。
民间称呼为“兵字”，士林称呼为“军文”的文字，大举入侵教育领域，很多蒙学、补学乃至县学，都开始教导这种“军文”，甚至在报纸上都有所反应，一些影响力不大的报纸都开始用这种文字。
对儒党来说，这是继英华在蒙学、县学推行横版字序后，对华夏道统的又一桩灭绝之举。他们再度跳腾起来，舆论因东西院之事本就无比嘈杂，小谢使团回国，带回大量风物故事，更惹人瞩目，再加上他们的叫嚣之声，这一国格外热闹。
这“军文”是什么呢？
简体字……
确切地说，是没有标准的简体字。
“军文”源于英华军几次扩军，扩军后要维持一支近代军队的战力，一项基础就是继续保持司卫时代的文书作业，由此进行组织管理，这就要求十来万陆海军官兵都得粗通文墨。而要办到这一点，要做的就不止是招募穷酸读书人进军队，让他们教导官兵那么简单。
为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官兵能读会写的目标，推行简体字是最佳选择，因此在军队里，文字另有面目，被称为“军文”。
国家形势跟军队不同，国中教育体系正稳步推进，白城学院的道党也刚刚出笼，一国读书人的新气象还没完全凝聚成形，迫切性也不高，短期之内，李肆并没有在国中推行简体字的打算。
可没想到，历史的洪流却已浩浩荡荡冲开了堤坝，自己拐上了这一条道路。
李肆其实该想到的，“简字运动”早早登场，不过是他拧开东西两院这个水龙头后的连锁反应。
西院人少，成分简单，可以不提。东院为照顾一国民人，能让他们在金融事上发声，院事位置相对较多，设有一百六十个，基本是按二十万比一的人头来算的。
即便加了在当地居满三年，年税满十两，生员、县学毕业或经县学考试认可等限制条件，有资格参与推选的民人也有数十万。
此时这一国人心还未蜕变，没看透东院的本质，只将其当作御史台、都察院那一类的衙门。听说只要有足够的人推选，就能当官，就能在一国金融事上出声，不仅这数十万人动了起来，还有更多没什么文化的乡绅也动了心思。
大字不识就去搅和国政，为民出声自是说不过去，但将这些地方上最活跃的人丢在一边也不合适，因此朝堂开列推选资格时，在第三条里留了个后门，在县学组织“文化资格”考试，通过考试就有资格。
这个后门惹出无数麻烦，文部由此而多了一条发财路子，都察院由此业绩大涨，而乡绅们除了行贿之外，也因为考试必须要留卷底，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书认字。
从年底开始，地方补学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书先生们为在最快时间里教给这些学生最多东西，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军文”，反正朝廷没说不能用这种简化了不少的文字。
这事在各个层面都引发了纷争，文部、都察院、地方县府，有赞同有反对的，理由也都很充足。
反对的人认为，文以载道，字亦如人，减削字体，就如剃发易服，是损华夏传承。
赞同的人认为，从甲骨文、金文到篆文，再到隶书以及唐宋而下的楷书，现今用字本就是一路变下来的，这就是华夏传承的一部分。今日再有所变，也是顺应时势，这跟强行改了异族面目的剃发易服完全不是一码事。
各方官司打到李肆面前，反对的自然是文人士子，赞同的多是商贾军人，李肆自己也没了主意，他觉得两方都有道理。
这事他找到段宏时，听说是这事，老头拉上了陈元龙一同讨论，李肆还以为老头肯定会反对，毕竟那陈元龙是腐儒出身。
却不料陈元龙开口就道：“这不是变不变的问题，而是怎么变的问题。”
这一句话就显出了水平，让李肆肃然起敬。
陈元龙出身海宁陈家，学问满腹，他说，历朝文字都在变，尽管明清已变化不大，之前北有《康熙字典》，南有《英华字典》，也对大多数字作了规范，但民间所用文字还是有很多约定俗成的简化，常用之字更是越来越简。
眼下这股简字风潮，不止源自军文，还来自“商文”。商人越来越活跃，来往信息也越来越多，用字也在自己简化。即便没有东院推选之风，标准不一的简体字也会在商界普及。
陈元龙看过“军文”，他觉得有些字简化得不错，有些字却值得商榷，总结而言，这不是文字要不要变的问题，而是怎么变，既能便利，又能不失汉字本意的问题。
李肆有些汗颜，军文大部分是他在教导司卫时弄出来的，有些字用他前世的简体字，有些字则没变，毕竟他融合了“李四”的记忆，对这个时代的文字也没什么疏离。
陈元龙道：“像‘變’简为‘变’，这很好，前者意形都很繁，易认难写。可‘親’若是成了‘亲’，少了见，就失了这一字定于人的本意。“導”变成‘导’，就少了此字最重的‘道’，这已是减削过度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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