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一事闹腾的挺欢的，但是却迟迟没有动静。各省督抚阳奉阴违，依然各自铸币，不理朝廷铸币的事情。
这样，光绪一方面要改革，一方面又无法进行，顿时下不来台。
光绪没能力进行货币金融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可是这却给王辰浩带来了机会。
此时，直隶地界上的货币流通也非常混乱，王辰浩实际打理直隶事务，也对此了解一些。混乱的货币造成经济发展不顺畅，买家卖家认同不同的钱币，很多时候买家买不到东西，卖家也卖不出去货物。
针对这种情况，王辰浩早就准备进行直隶地界上的货币改革了，但他希望中央出台改革方案，然后王辰浩想办法控制中央发行货币这样省事。但如今王辰浩观光绪无法推行货币改革，因此就不指望光绪了，只好自己先来稳定直隶地区的货币流通。
为此，王辰浩同王士珍和阮忠枢等人商议，决定以美洲银行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新货币。为此，王辰浩请来国内的一批货币专家讨论，包括张嘉璈、宋汉章、叶景揆、陈锦涛和王克敏等国内银行金融业专家们，以及美洲银行葛登尔给王辰浩请来的国际金融顾问精棋，一起着手研究新版货币事宜。
“先不说国朝其他诸省的货币有多么杂乱！单说直隶就有十几个钱庄和外国银行发行的钱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更是七八十种之多！而且货币之间的兑换时时刻刻都变化，不但老百姓们吃不消，就是商人都不停的在提心吊胆，生怕赔了进去！他们钱庄和银行倒是赚了个够，可是对于政府来说，那是吃了大大的哑巴亏啊！”
王辰浩提出了他的改革初衷，熟知金融问题的张嘉璈、宋汉章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阮忠枢义愤填膺的说道：“不错！我早就看不惯这些个督抚们中饱私囊了！他们都是老百姓的吸血虫，只是以前咱人卑言微，说的话还赶不上放个屁有影响力！现在有王大人主事，咱不能再眼看着不管了啊！”
众人对于王辰浩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时候，王辰浩总是站在国家民族大义上的，他们知道王辰浩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没有人能够像王辰浩付出的那么多，这也是他们对王辰浩肃然起敬的其中一个原因。
看着众人期盼的神情，王辰浩笑了笑，说道：“金本位制改革没有问题，咱们有的是黄金储备！不过在币制改革上，直隶的现有的那些个‘陋规’等势力人群，我们如何处理？”
王辰浩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也不是有没有人会改革，而是改革必将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就像光绪的币制改革面临各省督抚们的反对一样。王辰浩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咸丰以来，清政府即想让面临崩溃的传统制钱体制(特别是京师地区)得到恢复。1887年清政府采取措施，让临江临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同时用制钱来征收一部分厘金和盐税，通过海路运送到京师。可是，收支基本不平衡的大规模的制钱发行政策未能成功，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尽管如此，这项举措仍成为中国币制运营中的新“转机”，它引发各省开始单独铸造中国银元，带来了“通货发行的地方化”现象。
具体言之，1887年2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流通，他以驱逐外国银元和填补铸造钱币所产生的损失为名，奏请利用新式机械来自铸银元。得到清政府同意后，广东于1890年发行了银元。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在1893年获得了在湖北自铸银元的许可，并于1895年开始在湖北发行银元。
甲午战争以后，在逐渐活跃的币制问题讨论中，又有人提出扩大银元铸造的建议，同时，由于银元铸造具有巨大利益，各省都先后开始了银元铸造，到1897年为止，奉天、吉林、直隶、江苏、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等也都自铸银元。各省的银元铸造存在着很多问题。各省所铸银元的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致。1897年吉林铸造的大银元(面额1元)，重量只有0．6988两(库平)；1898年直隶北洋机器局所铸大银元为0．7289两；1897年奉天发行的大银元的纯度是0．845，而湖北的为0．904。
由于各省银元的平色不同，这些银元离开所铸造的省份进行流通，就会大幅贬值，即使在省内流通，也比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便宜。
更为严重的是，铸造利益的扩大使得小银元大量发行。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只不过为2％左右，但是纯度为0．82的小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却是10％左右，因此各省所铸造的银元中面额为二角的小银元占了绝大多数。
这样一来，大银元和小银元之间的法定比价就崩溃了，小银元的实际流通价格比面额更便宜。此外，铸造利益也使各省间产生了矛盾。譬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确保湖北银元局所铸银元的销路，便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开设江南银元局，而刘坤一则置之不理，强行铸造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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