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王辰浩对于五十一区的安全防患意识感到不满，但是他心里也明白，受时代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达到21世纪的管理水准。
想到世界上最早的流感病毒被分离出来的时间是在1933年，而建立专业化的病毒实验室更是在六十年代才出现的，尽管中华帝国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很多方面不是单凭努力和投入就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的，因此王辰浩的心里不由得担心起来。
好在帝国的官员们办事效率很快，在王辰浩的谕令指示下，内阁五省九部官员们首次抛开彼此间的成见和矛盾，为了帝国五万万袍泽的的生命健康而联合采取了行动，在西班牙大流感到来前，在国门边境线上竖起了强大的防疫保护网。
所有进入中华帝国的载具飞机、火车、轮船、汽车等一律进行全面消毒处理，所有入境人员不论公务员、军人、商人还是平民，一律进行半个月以上的隔离观察，不让疫情进入中华帝国国内。
同时，帝国内部各省政府和议会纷纷出台相关防疫规定，例如成立应急疫情指挥部，由省部级高官统筹，国民警卫队官兵维持秩序，各大医院设立专门的隔离救治区，但凡是头疼、高烧、肌肉酸痛、食欲不振、腹痛泻者皆视为西班牙大流感疑是病例进行隔离，各地方每日向上级机关上报一次情况，各省每三天向帝国卫生部防疫中心汇报一次，做到一经发现疫情立即隔离的状态。
帝国财政部紧急拨款三亿龙币作为对疫情爆发区采取紧急防御措施的经费预案，地方财政承担一亿龙币的备用资金，并且禁止挪用挤占这笔资金。
同时，卫生部向帝国175家大型医药公司发出悬赏令，要求各大公司开发抗流感病毒药物，一旦有效果，帝国政府将拨出巨资予以奖励并大规模采购该公司研发的特效药。
此时，中华帝国已经拥有了神农抗生素，具有强大的解热镇痛药功效，用于治感冒、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风湿病等症状，欧洲各国大部分用来抵抗西班牙大流感疫情的药物就是神农抗生素，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早期预防效果明显，轻度感染下的康复率在50%以上，重度感染者亦可以得到数天的生命延续。
欧洲各国为了应对西班牙大流感疫情，大规模生产这种抗炎药物，用来支付给中华帝国神农抗生素的生产专利费数额巨大，令中华帝国神农医药公司攫取了暴利，仅仅五月份一个月内，欧洲各国就生产了八千万剂量的神农抗生素，支付给神农医药公司高达五千万龙币的巨额专利费用，而且这还不包括部分欧洲企业偷偷违规生产的剂量。
由于中华帝国的神农抗生素价格昂贵，战后的欧洲市民购买力低下，半数以上的平民用不起这种药物。这时，德国的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价格被德国政府控制，降至平民价格，其销量也因此急剧攀升。
事实上，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就是中华帝国神农医药公司生产的神农抗生素的最初产品，抗炎效果达到神农抗生素的70%，而价格却降至神农抗生素的50%，对神农抗生素的销售构成了严重威胁。
早在战前，神农医药公司就已经针对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向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乃至海牙国际提起诉讼了，双方打官司持续了一年多，当时德国政府对中华帝国的依赖程度不高，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德国政府一直拖拖拉拉未诀。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军方对神农抗生素和阿司匹林的需求量急剧攀升，德意志帝国更是鼓励拜耳公司大规模生产阿司匹林，取代中华帝国的神农抗生素。
但随着世界大战进入僵持期后，德意志帝国唯一的对外出口就是中华帝国控制的巴格达铁路，所需军事资源和民生资源都需要从中华帝国进口，尤其在军事物资方面，德国海陆空三军如果没有中华帝国的支持将是必败无疑，最终导致德国政府在经济、军事上全面受制于中华帝国，德国政府为了缓和中德之间因为神农抗生素和阿司匹林的专利权一事向中华帝国妥协，承认了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侵犯了中华帝国神农医药公司的神农抗生素专利权，责令拜耳公司暂停生产阿司匹林。但很快世界大战结束，德意志帝国被内乱，这件事就被搁置了。
当西班牙大流感在德国境内爆发时，魏玛共和国难以忍受神农抗生素的高昂价格，德国人民买不起用不起，逼得魏玛共和国不得不指示拜耳公司继续生产阿司匹林。
拜耳公司一直没有被制裁，神农医药公司在这个问题上打官司耗费了数百万龙币，拜耳公司这些年生产的阿司匹林数额庞大，给神农医药公司造成十几亿龙币的损失，神农医药公司高层对此耿耿于怀。
随着中华帝国政府高度重视神农抗生素的生产，公司董事会趁机向卫生部提出了制裁德国拜耳公司的要求，并表示愿意在新药研发出来前，全力保障中华帝国公民对神农抗生素的需求。卫生部权衡利弊之后，很快跟神农公司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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