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想方设法的要帮助英国获得中国西、藏地区的权益，而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国的雇员还是能够称职的，竭力想要扶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的，其一九一二年成为“总统政、治顾问”以后，袁世凯曾在王府井大街为其购置宅院，因为其对华的一些贡献，所以当时王府井大街也被称为“莫理循大街”。
而且说起莫理循此人，务必要提及的一点就是当年的“日俄战争”，时值莫理循出任泰晤士报首席记者，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在泰晤士报上大篇幅的发表有利于遏制俄国影响力的文章。
与此同时他还间接的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泰晤士报的社会影响力，发动国民对日、俄双方展开激烈的有政、治性导向的舆论，因为泰晤士报是全国性包含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的知名报纸，所以其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莫理循此人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远远达不到影响国际性导向的程度，可是其在泰晤士报上的作为，确实的在实际意义上促使了日俄战争的激化与发起，所以国际舆论上也有人称日俄战争为“莫理循的战争”。
由此可见，此人的本事与能耐，而且他一九一二年自出任总统政、治顾问一来，对中国的国内建设、经济发展、军事导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而且其对于袁世凯本人，是存在个人崇拜的。
他曾言，袁世凯本人才是整个国家的希望与未来，而且说到底他忠于的并非是北洋政府而是袁世凯本人罢了，虽然名义上他是政府的雇员，可是内阁大、臣、将领们都知道，这个莫理循实际意义上只不过是出于对袁世凯的崇拜才会如此卖力的罢了。
比如当年的“宋教仁案”，当时的社会舆论、国际舆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袁世凯，铺天盖地的指责声可谓是响动震天，就连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在那个时候也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多有改变，更有甚者，乃至于与那些指着袁世凯的人一般。
对其进行抨击，唯有莫理循，他是稍有的持“缄默不语”为行事方法的人，后来从他口中得知，其实当时他并不是因为不想要抨击袁世凯而选择不语的，反之是因为其当时无法寻找到有力袁世凯的证据。
无法为其开脱解困，所以才会如此行事的，而且说起来，莫理循当时其实也是对袁世凯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从政、治集权上来看，袁世凯命人刺杀宋教仁是合情合理的，当然了，这也同样的不代表他相信此事的始作俑者乃是袁世凯。
而两个月之后，当宋教仁案中，被供出的主谋，不是袁世凯，而是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时候，莫理循不由的认为这是极为可信的，而且当时洪述祖还曾有如此说法，道：“我之所以选择杀死宋教仁是因为我个人满怀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我想要大家真正的看清楚宋教仁的真正面目。这件事全是我一个人筹划并且安排人实施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洪述祖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强调的“与他人无关”到底这个没有说出来的名字到底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时宋教仁案的影响颇大，一旦找出这个不知道真假的真凶以后，那么必然的要立刻向社会澄清。
为袁世凯正名，当然了，莫理循当时应该是选择了相信洪述祖的供词的，不然那的话，后来赵秉钧要求由一个公正法庭来处理调查且宣判这件事的时候，当他以国际身份邀请莫理循出任临时组织法庭机构中的一员的时候。
怕是莫理循应该不会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这样多有些无厘头样子的借口以为推托，而也是因为莫理循个人的推托，使得此项调查就此搁笔不前。
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莫理循此人的一些才干与他对于袁世凯本人的寄予期望值的高低，不过有一点要再次说明一下的，那就是虽然莫理循对于袁世凯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个人崇拜，但是这绝不代表他对于袁世凯的任何行为方式和决定都是无条件支持的。
比如最近风行起来的“请愿团、筹安会”等，有关于所谓的恢复帝制的风声，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就是袁世凯所造成的，但是对此，莫理循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他曾直言不讳的以顾问的身份告诫袁世凯。
道：“如果大总统阁下您，真的有恢复帝制，亦或是重蹈覆辙的想法的话，那么请恕我直言，中国之败亡，大总统之难，将如约而至。至于这个‘约’字吗，当然就是您真正登基坐殿的那一天。”
而袁世凯对于莫理循那，也是存在着不同的态度的，比如他对坂西利八郎采用的是威严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对莫理循的态度则是更为和蔼亲切，更类似于朋友的方式，他曾经就对于莫理循此般的劝诫。
有过如此的回答，说：“如果你的国家能够不在西、藏的问题上选择罢手，不再想要分、裂我国国土，你莫理循本人能够在西、藏问题上尽到一个顾问与好友该尽到的责任的话，那么我想你说的话，会更让我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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