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八月，陇上已经是秋风飒飒，特别是朝夕时分，气候已经变得明显寒冷起来。
黎明时分，天际还未有鱼白亮起，衙堂前的晨鼓已经被咚咚敲响，宣告着一天的开始。
“该死！”
寝室帷幄中，仍在睡梦中的郭元振梦呓般的咒骂一声，翻个身用衾被将头颅都紧紧裹起，但这仍不足以将那晨鼓声完全隔绝，直至鼓声二通已经响起，他才陡地在床上坐直，甩了甩仍然有些昏沉的脑袋，看了一眼窗纸上透出的篝火光芒，恶狠狠的低骂一声：“早晚拆了这破鼓，真是扰人清梦！”
口中这么咒骂着，但他还是扶榻起身，自有侍员入前奉上内外衣饰，有条不紊的为其穿戴起来。
镇守边疆自不同于内陆为官，无论是日常起居还是职内事务都要辛苦得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乐趣。譬如室内侍奉的这几名婢女，便一个个秀色可餐、充满了异域的风情。
随着大唐对陇边的经营越发深入，特别是在将吐蕃的势力压制到赤岭以西之后，再加上国中商贸的兴起，周边诸胡对大唐的依附度便越来越高，体现最为直接就是对诸胡各种事物征调力度的加强。
作为劳动力的壮丁、生育资源的妇女，以及各种牛马杂类与耕牧产出，这些资源都在地方军政官员的调度范围之内。
当然，相对于此前强权于此方的吐蕃，大唐的调度手段还是稍显柔和的。倒不是说大唐要比吐蕃人更加的仁慈，毕竟在这中古世纪，能够成为区域中的霸主，本身便与仁慈并不沾边。双方统治的差别，主要还在于各自制度的不同。
吐蕃骤起于高原，唯一的倚仗便在于强大的武力，制度的建设虽然有所发展，但因人才储备的不足，执行力却是极为低下，对外方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进行掠夺。
而大唐却拥有着丰富的羁縻技术与经验，虽然本质仍然是剥削，但诸胡部托庇在大唐羽翼之下、却仍不失发展的机会。
两种手段各有优劣，也谈不上有什么明显的高低之分，毕竟各自运作的基础还在于绝对的武力震慑，主要还是看是否符合自身的需求以及当下的形势。
大唐军队在对外开拓的过程中，自然也有凶残的一面，覆灭在大唐铁蹄屠刀之下的胡部邦国势力较之吐蕃只多不少。到现在大唐国境之内以及边疆军镇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胡部亡国之余，遭受着比较苛刻的奴役。
跟吐蕃相比，大唐的优势在于除了凶悍的镇压掠夺之外，还不失怀柔羁縻的手段，而吐蕃国体制度本身，便限制了他们、不能做出更多的选择。若是周遭没有足以匹配的对手还倒罢了，可一旦出现这样的存在，顿时就会让他们处境变得步履维艰。
两国之间围绕青海基本的对抗形势的形成，还是在数年前圣人亲登陇右所主持的海东那一场大战。是役大唐虽然取得了胜利，成功的跨越赤岭，在海东建立了军事据点。
但吐蕃、或者说噶尔家族的势力也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除了青海东南方位、靠近赤岭这一片区域在大唐控制之中，青海其他地区仍然不能轻易涉足。
海东一战后，虽然大唐军队也曾一度辟地两千里，直接远驻位于青海西南方位的渴波谷，不独扼住了吐蕃东进黄河九曲的通道，更有了直接进攻海西伏俟城的可能。
然而在不久之后，双方便围绕渴波谷进行了一系列的摩擦与争斗，以至于到了海东之战结束后的半年左右，圣人便不得不再次引军返回陇右坐镇，但渴波谷终究还是被噶尔家给夺回，使得大唐的势力再次退回海东区域、不能完全伸展开来。
虽然说当时对国内的宣传仍是唐军再次于青海挫败吐蕃军队，但事实上那一系列的战争还是唐军输了，丢掉了海东一役胜果的一半，也让黄河九曲一直处于吐蕃的频繁侵扰中。
毕竟钦陵吐蕃战神的名声是真实不虚，其在败退之后所组织的一系列反击也都凌厉有加。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年圣人之所以想要驻兵渴波谷，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考量就是勒令已经内附河曲安乐州的吐谷浑王室重新返回青海，去联络策反吐蕃控制中的吐谷浑亡民，作为防守渴波谷的一股重要力量。
可是当年圣人尚未履极，仅仅只是陕西道行台大总管，所以当时的吐谷浑王慕容忠便也抗命不遵，潜逃入都，也使得后计无从实施。毕竟按照大唐当时的国情与力量，想要独力在几千里外驻扎强兵把守要塞，还是力有未逮。
也正因此，圣人才对慕容忠恨意满满，一俟找到机会，便直接将之干掉。
其后数年时间里，青海方面的形势基本维持这样的格局。大唐实际所控制的最前线是海东的莫离驿，而吐蕃的前线则安置在了渴波谷，双方之间隔着地势相对平坦的大非川，在此区域中不断发生游弈斥候们的小规模碰撞交战。
不过近年来随着大唐国内局势的稳定，此类摩擦也在逐年减少。倒不是说双方各自外扩的欲望有所削减，而是大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
大唐方面，开元以来便专务休养，虽然没有大举裁撤边务的人事投入，但基本上也是保持当下的局面，不再作进一步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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