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大理寺侵占了刑部的一部分职责，这就要提到大理寺的另外一个职能了。
复核京城范围内杖刑以上的案件。
说这个，就得从京城，包括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在大唐的特殊地位说起。
总所周知，大唐在建构整个官僚体系的时候，基本原则是四个字，强干弱枝。
强，强在哪里？
强在关中、中原。
强在京、都周边。
强在西京长安，东都洛阳。
事实上，在州府一级的行政设置上，只有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与北都太原（大唐李氏的龙兴所在），设置为府，其他的地方，都叫州。
不光是名字上有所区别，品级上也是不同，京兆尹、河南府尹、都是四品高官，那都是卸任之后，便有能力冲击政事堂的高官了，跟外州刺史所谓的“从三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那么问题就来了，四品衙门的案件，交给你刑部这样同样四品的尚书省六部审核，还合适吗？
答案是，不合适了。
怎么办？
大理寺来审核吧。
大理寺卿乃是朝廷九卿之一，从三品，恰恰比京兆府、河南府高了半格，他来审核，正合适。
前文说过，刑部的职责是审理全天下杖刑以上的案件，结果到了长安、洛阳，就不得不把这个权力交给大理寺了。
所以说，大理寺侵占了刑部的一部分职权。
当然了，很多人在描述这种事情的时候，自然不能直接说你级别不够，不配复核京兆府、河南府，那可就相当于指着刑部的鼻子骂大街了，那肯定不行，所以就换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来描述——
京、都，乃是大唐首善之地，治安刑罚，尤为重要，故此，请朝廷九卿出面，亲自负责。
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好听多了，反正好听不好听的，刑部也得把这部分权力让给大理寺了。
除此以外，大理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审理犯官。
以前说过，大唐社会，阶级分明，普通老百姓和一般人家的部曲、奴婢，在律法上同罪不同罚，就是因为身份的不同。
到了官员这里，身份又比老百姓高了一层。
怎么办？
除了同罪不同罚之外，还要在审理机构上动动脑筋，以此来彰显官员身份的不同。
而这个具体负责审理官员的机构，就是大理寺了。
还是那句话，朝廷九卿亲自出面，算是对得起你官员的身份了吧？
事实上，大唐的官员犯了罪，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上级官员做初步的审理，具体定罪，全都得送到大理寺这里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理寺好像又比刑部高了半格……
为啥？
因为刑部的人员，也都是官员，如果犯罪，同样要到大理寺受审。
回到大理寺的职责上来说，要复核刑部流刑以上的案件，要审理京都首善之地的案件，要审理、定罪一众犯事的官员，职责不可谓不重。
事实上，大理寺其实在大唐的司法体系之中，肩负这相当重要的作用。
别的不说，就说三堂会审吧。
地点，一般情况下，都在大理寺，这个好理解，能够动用三堂会审的案件，都是举国闻名的大案、要案，能够造成这种影响的，都是官员犯事，那么官员犯事了，按照三法司的分野，自然是由大理寺出面主审。
主导三堂会审的，也是大理寺。
事实上，这就要看大唐三法司的分工了。
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各司其职。
刑部，主要工作是取证，人证啊，物证啊，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证据、证人，都由刑部来组织齐全，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案件的基本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和确认。
大理寺，根据刑部提供的各种基础情况，对犯案的官员进行审理，这就是审案、定罪的主体过程。
御史台，在三司会审之中，基本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就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监督一下流程，看看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违法违规的操作，说白了，还是大唐要给官员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一个体面，即便他们已经犯了法，也得在规则，或者说法律宽假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审理，一定要让该官员认罪伏法个心服口服。
这便是大唐大名鼎鼎的三堂会审。
简单点说，刑部做好准备工作，大理寺进行审理，御史台进行监督。
杜九郎进入大理寺，在辛评事的陪同下，过了大门，前往二堂，一路走来，很是意气风发啊。
自古以来，监督别人干活的人，总是要比亲自干活的人高上一等，大唐的三堂会审也是如此，别看三堂会审的主体是大理寺，但是御史台在三堂会审之中，仿佛也要高大理寺一头一样。
在杜九郎的心里，如果把大唐三法司做个排序的话，顶头的，肯定是御史台，然后是大理寺，最后才是吃苦受累最多的刑部。
他今天就是代表御史台来参加三堂会审的，别看他仅仅是一个正八品下的监察御史，还是新晋御史，在整个御史台里面，也不过是一个底层的存在，也就仅仅比吏员、白直啥的身份高一点，但是那又能如何？没听见辛评事说嘛，大理寺少卿，刑部侍郎、兵部侍郎，一群四品官，都等着咱呢！咱不到，他们想开始都不行！
杜九郎越想越是痛快，想着想着，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不对啊，今天是大唐三法司三堂会审，兵部侍郎张侍郎过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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