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不仅杨振心里有数，朝廷之上的明眼人也是心里有数。
而这也正是兵部这一帮人敢于提出会和各路兵马，与清虏决战辽沉毕其功于一役的底气所在。
在他们看来，各大兵头们以备虏或者复辽为借口，索要大量钱粮，最后养起来大批兵马，实力不断壮大。
可是这些兵马朝廷却调动不了，既不能用他们来剿贼，他们又不愿意奋起灭虏复辽，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耗费朝廷大笔粮饷，而且久而久之必成朝廷大患。
与其如此，还不如将他们投入到辽东战场上去呢。
打赢了，自然一切好说。
因为没了东虏这个大患以后，辽西的、辽东半岛的、宣大的兵马，就都没有了不能南下剿贼的借口。
也就是祖大寿麾下的、洪承畴麾下的、杨振麾下的、杨国柱麾下的所有军队，再也不能以备虏、防虏为名，光拿钱粮不办事了。
至于说一旦打输了怎么办，不管是崇祯皇帝本人，还是内阁以及兵部的这些文官们，他们的真实想法，可就复杂得多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松锦大决战当中松山城因为夏成德叛变而陷落以后，大明朝的关外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约一两万人退守宁远城。
宁远城城池高固，军械粮草众多，足以坚守下去。
但是朝廷的旨意，是毁城弃守，直接撤到山海关内。
吴三桂舍不得毁掉烧毁宁远城，所以只是弃守而走，放弃了关外之地，然后撤兵退入到山海关内。
这个事实，跟崇祯初年，甚至是天启年间很多朝廷大臣争论辽东战略时另一方的观点，达成了一致。
也就是直接弃守关外数百里之地，全军退守山海关，一来缩短自己补给线，二来拉长敌人的补给线，然后再讲战与和。
杨振不太清楚是不是崇祯皇帝本人现在已经开始认同这个观点了，还是说单纯盲目自信到了能够调集大军毕其功于一役的程度。
对此，他也不好妄加揣测或者妄加议论。
但是对于内阁那些个文臣们，甚至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以及眼前的这个沉迅来说，杨振却很肯定，这些人并不在乎关外兵马的生死存亡，甚至可能都不怎么在乎打输了以后的结果。
有的人甚至可能还在期盼着这个结果。
毕竟真要打输了以后，关外的那些骄兵悍将们，就再也没有了跟朝廷讨价还价的余地。
对内阁以及兵部的文官来说，真到那时，坏处不能说没有，但是“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一个，就是可以省下巨额的辽饷开支了。
如今朝廷财政艰难，连江南都开始有灾情了，开始流丐遍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山东之乱平定，大运河不再被流寇人为阻断，朝廷财政又能支撑关外几年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是长痛不如短痛。
就算真的打输了，朝野上下从此也就断了念想，弃守关外，也就顺利陈章了。
其次，关内剿贼也有了相对比较精锐的兵马。
一旦打输了，不论祖大寿所部兵马如何，起码洪承畴所部兵马可以放心撤回关内剿贼战场了。
同时，如果杨振的金海镇兵马，战败后也不能继续在敌后立足的话，那么他们也就可以渡海撤回登来了。
这样一来，关内剿贼的兵马也就有了，关内不断恶化的形势也能因此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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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来说，决战失败或者失利以后，那些以防虏、备虏不断壮大自己的军阀势力，也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形不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势力了。
如此粗粗算来，即使决战失败，对京师朝廷来说，也有这样“一石三鸟”的好处，既如此，那么动用锦义、蓟辽、金海、宣大等地兵马，发动与清虏的决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杨振也渐渐理解原时空以及这一世崇祯皇帝以及朝堂上文官大臣们的想法了。
杨振正在推测着朝廷决策背后的种种考虑的时候，朝廷钦差沉迅沉吟了片刻，再次定定地看着杨振，说道：
“但是二十万大军的总制指挥大权，还需要圣上与朝堂议论决定。毕竟，宁远那边有洪督师，锦州那边有锦义伯组大帅，将来从宣大、蓟辽征调兵马出关以后，总兵大帅只会更多。
“杨都督你开镇金海，兼领登来，屡次出击敌后，功勋卓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锦义伯祖大帅久镇辽东，地位崇高，威望素着——”
说到这里，沉迅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杨振，没有再多说下去。
但是杨振也知道他的意思，知道他是想说锦义伯祖大寿及其部将恐怕不会甘居于杨振之下，听从杨振调遣。
对此，杨振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听到沉迅这么说，便缓缓点了点头。
杨振的点头，显然给了沉迅莫大的信心，只见他脸色明显已送，又接着说道：
“而且，根据都督的建言，除了祖大帅以外，宣镇总兵镇朔将军杨大帅也必不能置身事外，到时候，这样的总兵大帅还会更多，若以都督为总制之人，都督以为妥否？”
面对沉迅的这个反问，杨振没有反驳，甚至没有说话，只是再次缓缓点了点头。
沉迅见状，接着说道：“就在沉某人离开京师之际，兵部职方司张郎中亦同时奉旨奔赴关宁去了。当时，陈本兵虽然未曾明言，下步出兵平虏，与虏决战的主帅与主从之分，但其心意并不难明。”
“哦？陈本兵心意如何？”
杨振一听沉迅这么说，心中一动，知道沉迅这是话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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