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话，他们内讧了，其目的并不算是多么的激烈，后果也不会有多么的严重。
这么多人在爆炸事故中伤亡，至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但是安纳肯对两名年轻的科学家隐隐还有些佩服，他希望自己能有他们那样的胆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的确非常疯狂，但是有意义。
他们的行为说明，由于人们普遍的知识更加丰富，于是个人造成灾难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同时，某个贪婪的企业家或者妄想自大的人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 但是这两个小子很明显一心要搞变革，而不是什么科学实验。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
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
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两位享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似乎没有人能胜任这种貌似不义的举动。如果拉马施当时能公开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果真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而且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于内部深刻危机的德国。
如果那一位笃信宗教而又十分明智的人当时向我坦率预告的行动不是由于软弱和笨拙而破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欧洲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当然，以往她也没做过这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这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她不会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不能掌握状况的危险。
以上这种情况，就是巨对的人给我们提供了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他们以各种邪恶的重担来对的施加压力。而且，奇怪的是，有的人虽然可能不赞成这种卑鄙的行为，但至少却容忍了它。
即使这样，它还是被认可的，并且表现得相当令人厌恶，因为当有些人寻求以最温和的办法改正这种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时，他们却受到了惩罚，失去了法律的保护，甚至天知道还要受到什么样的灾祸的作践。
这就是孟德维尔博士的体系。它一度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虽然同没有这种体系时相比，它或许并未引起更多的罪恶，但是，它起码唆使那种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而产生的罪恶，表现得更加厚颜无耻，并且抱着过去闻所未闻的肆无忌惮的态度公开承认它那动机的腐坏。
最后,甚至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不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补救的暂时的不幸。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我当时在伦敦；开头我们在英国的人并不意识到情形会那么严重，也不懂得它的后果是那样地不可收拾。
拿我自己来说，虽然对损失了相当大的一笔钱感到着恼，但是，损失的大部分是票面利润，等到局势澄清以后，我发现自己的现款并不减少。
首先，你去了法庭，这是你的第一个举动，而那样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你在法庭上申辩时的表现，这是你的第二个举动。最后，事情变得那么滑稽可笑，我们落到这种地步，似乎由于我们胆小怕事而丧失挽救你的机会，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还有点用，这样做极为可能，也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希伐若的态度，也有人争辩说是k应该表示感激的。
它是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惟一特效药，k自己决不能，也决不敢，而且官方也是不可能容许造成目前这种形势的，那就是说，从一开始，用不着丝毫弄虚作假，他就发现自己跟官方当局面对面地碰上了，完全可能那么逼近地面对面地碰上了。
不过这仍然是一件值得怀疑的礼物，这样，k固然可以不用说谎和施展手腕了。
可是也因此使他处于几乎无法防御的地位，在斗争中吃亏，要不是他提醒自己，官方当局同他自己之间的实力相差那么悬殊，他能施展的策略即使都施展出来，也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那他可能早已灰心丧气了。
说到底，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其实也无非是更加安全的环境而已，要么给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要么允许随意的退出。
所以，一个人就像商品一样地被贴上标签并受到商品式的对待。
至于这个人的自身是什么，根据其个人素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人们只是随意地、并因此只是例外地提及。 人们根据各自的需要通常都把人的素质搁置一边，或者视而不见。
一个人自身的拥有越多，对世俗常规的安排就越感到不满，他也就越希望退出世俗人群的圈子。 世俗如此安排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在这个贫穷和匮乏的世界，应付匮乏和需求的手段无论在何处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也是压倒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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