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天回京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城，这使得忠武王府门庭若市，聚满了前来拜会李云天的高官权贵。
虽然李云天这两年并不在京城，可谓远离了大明政治中枢，但他的影响力却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平定倭患以及在江南连续治理了军政大案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京师讲武堂在李云天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正常运作，外人想染指也无从下手，不仅京城各方势力不会坐视不理，大皇太后也不会答应。
在太皇太后看来，京师讲武堂是大明的除了文官集团、勋贵集团、内廷集团之外的第四股力量，而且是周旋于三者之间的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她需要这四方力量达到平衡，岂可让别人打讲武堂的主意？
再者说了，除了李云天外大明没人能掌控得了讲武堂，强行介入的话势必会引发讲武堂的反弹，届时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尤为重要的是，现在讲武堂通过海外贸易每次都能给皇宫的内库带来丰厚的财物，使得太皇太后手里的资金无比充裕，单单这一点就无人能比，而朝中的文武大臣们只会向朝廷哭穷，想方设法地从朝廷弄到钱财。
因此，对于李云天提出的税务革新，太皇太后与宣德帝一样都是大力支持，如果按照李云天的计划在大明实行新的商务制度的话，大明国库每年都能增收一笔巨额的税金，进而避免了税金的流失。
可要想推动税务革新谈何容易，仅仅在江浙地区的州县衙门成立商房和税房就令李云天颇费了一番周折，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此事也只能从长计议了，毕竟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利益纠葛不宜强行推动实施，唯有循序渐进地实行。
按理说，李云天出了两年多的公差这次回京复命后可以放一个多月的大假休息，可休假对李云天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
讲武堂、内阁、军阁以及都察院，仅仅这四大衙门的事务就令李云天忙得焦头烂额，而且他还要进宫给正统帝授课，根本没有丝毫的清闲时间。
在所有事务中，李云天最为关心的自然是帖木儿帝国和东察合台汗国的使者了，这次帖木儿帝国大举进攻东察合台汗国，使得原本内部就不稳定的东察合台汗国兵败如山倒，不得不派使者来向大明求援。
帖木儿帝国知道东察合台汗国派人来了大明后也派出了使者，两名使者一前一后进了关西。
驻扎在关西的骁武军得知此事后立刻派人马不停蹄地进京禀告给军阁的阁老、忠武王周征，然后周征给李云天派去了八百里加急。
在朝中的那些文武大臣中，没有人比周征更清楚李云天对西域的重视，故而为了拖延时间特意指示沿途的官员拖延那两名使者的行程，以等待李云天的到来。
因此，直到李云天抵达京城一周后，帖木儿帝国和东察合台汗国的使者才来到京城，被安排在了迎宾馆里。
为了避免双方发生武力冲突，迎宾馆的人特意将双方给分开，一个住在迎宾馆的西面，一个在迎宾馆的东边。
据随行护送的官员奏报，前往京城路上的时候帖木儿帝国的使团与东察合台汗国的使团多次发生摩擦，如果不是随行人员看得紧的话双方肯定会打起来。
其实，李云天一到京城就得知了帖木儿帝国和东察合台汗国两个使团的信息，率领东察合台汗国使团的人名叫多鲁尔，率领帖木儿帝国使团的人名叫巴忽。
本来是多鲁尔一行先抵达大明关西地区，后来因为在路上走走停停，结果被后到的巴忽追上，于是两人就“结伴”上京。
多鲁尔的来意很明显，希望大明能出兵帮助东察合台汗国对抗入侵的帖木儿帝国，而巴忽则是请求大明出兵，协助帖木儿帝国剿灭东察合台汗国，重新恢复昔年察合台汗国的荣光。
对于多鲁尔和巴忽的到来京城的官场反应非常冷淡，朝中的文武百官并没有将两人放在眼里，在众人看来无论是东察合台汗国还是帖木儿帝国都是西域的蛮邦而已，不值得一提。
毕竟，连强大的元帝国都被大明给打败了，像察合台汗国这样至少表面臣服于元帝国的藩属国又有何可怕？
况且，帖木儿帝国的开国大汗帖木儿臣服于洪武帝，向大明进贡，这样一来对帖木儿帝国知之甚少的大明文武大员们无不轻视帖木儿帝国，认为一个蛮邦能折腾出多大的动静来。
由于在大明的京城受到了冷遇，这使得东察合台汗国的使者多鲁尔坐立难安，辗转反侧，他已经意识到大明的朝臣们对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漠不关心，帖木儿帝国此次来势汹汹，如果不能从大明获得援军的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可惜的是，多鲁尔别说见京城的那些高官权贵了，即便是想见负责接待事宜的礼部七品小官难于登天，送了不少好处后才得以见了那名七品小官一面，由其安排把东察合台汗国的国书递去了礼部，然后就在迎宾馆里等待消息。
与多鲁尔相比，巴忽的日子则过得滋润得多，大明朝廷对帖木儿帝国和东察合台汗国之间战争的淡漠态度无疑对占据优势的帖木儿帝国大有裨益，只要大明不插手的话那么东察合台汗国将是帖木儿帝国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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