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破对虞世南的工作极为赞许。
有些文人空有才学，可德行卑下，急功近利，欺世盗名，而另外一些则相反，能够潜心学术，为常人所不能为之事，达于先贤，超乎古今。
虽说会稽虞氏因为出了个虞世基而名声大损，最终差点落个灭族的下场，可虞世南痛定思痛，把满身才学用在了正道之上，遂能尽展所长，在唐初文坛之上名声渐着，深得名望。
朝中此时正想找几个这样的人作为典范，以消除长安书院一案的影响。
所以李破当即赞道：“虞伯施学综古今，行笃始终，至孝忠直，事多宏益，不愧当世大家，出世之才也。”
李破拍着桌案，显得颇为兴奋，“可赐号北堂居士，凡事可直奏御前，今北堂书钞十二部，可先行刻印，手书之初本，藏入观文殿中。
诏秘书省选文理通达者，助虞伯施续编北堂书钞，不得有误。”
李破确实很是喜悦，文化事业这不就搞起来了吗？
很多后来人都对诗词比较感兴趣，实际上能够把中原文明支撑起来的，还是各种着述，诗词杂文之类，都是文明的延伸，做不得文明的内核。
这就像是把四书五经，春秋，左传，道德经，史记等和李杜的诗文放在一处比较，就算后者再是灿烂夺目，但在奠定文明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无法跟前者相提并论。
所以很多当世文人都会说上一句，诗词乃是小道，只有着述成说，才是文坛之盛举。
当然了，你要是去到李杜那个地步，着书成说其实也可顺手为之，诗词本就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的。
而且在某个方面做到极致，小道也就成为了大道……
…………
虞世南作为初唐四大家之一，在后来更多的是以书画闻名于世，可实际上，他能为当世之人所称道。
一个是他本人的才学，可谓是才华横溢，并不比自己的兄长差上什么，甚至犹有过之，另外他也是世阀中人，家中世代官宦。
之外他在着述，诗文以及书法上都深厚的造诣，于是才能得享大名于世。
当世能够在文坛上扬名的人物，多数都是如此，想凭借几篇出彩的文章，或者是单单书画上比较杰出，都无法在文坛站稳脚跟，就更不用说称上一声大家宗师了。
就像李破这种神经刀一样，偶尔作上一首诗词，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话，早就被人找上门来“讨教”了，一次两次你可能会糊弄过去，但三次四次呢？
靠着这些可不足以在文坛立足。
…………
虞世南如今算是生息十余载，默默耕耘，用北堂书钞一书，得到了皇帝的赞许，顺势彻底奠定了他在大唐文坛超卓的地位。
当然了，人家夹带私货的本事也让盖文达兄弟望尘莫及，虞世南在北堂书钞中，录入了自己和兄长的诗文三十多篇，皇帝历来传颂出来的诗词也被收入其中。
中间还截取了一些起居注所录的逸事，着作郎是能看到这些东西的，另外最为重要的是，虞世南作为儒学大师，在北堂书钞中载入了不少儒学资料，有重塑儒学正统的意味。
而与虞世南暗戳戳的操作不同，秘书监呈上的另外一本大作，就是在正大光明的在为儒学张目。
孔颖达领衔，与司马才章，王恭，马佳运等国子助教共同编纂的五经正义，端端正正的摆在了皇帝案上。
和虞世南所着的北堂书钞差不多，都编到一半，需要更多的人手来帮助他们完成这本着述。
孔颖达请的是庞德功作序，庞德功是前隋儒学大师，扬州人，如今年过八旬，隐居于钟南山。
孔颖达能把他请出来为五经正义作序，说明这位儒家大师是非常看重这件事的。
前几年孔颖达就想送呈御前，好多招些帮手，可他与盖文达兄弟不睦，送交了两次，都被压在了国子监中。
孔颖达等人见此，也就绝了指望，想要凭着他们几个人来完成这部着作，就是时间上拖的长一些呗，好过去受盖文懿的责难。
可这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要查阅典籍，他们没有国子监出具的文书，就进不了观文殿，只好跑去长安书院的藏书楼。
可那边又是盖文达在主事，于是连连受挫，盖文达兄弟去职之前，他们的进展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完全看不到成书的希望。
现在则是另外一番局面了，孔颖达去见了秘书监正温彦弘，与他畅谈三日，终于拿到了送呈御前的许诺。
于是进度只到十分之一的五经正义一书，便来到了皇帝面前。
其实只是一个序章，随了一本孔颖达亲自撰写的周易正义节略而已，文辞晦涩，语义艰深，李破看了两眼，就觉得自己感冒好像还没好利落，有点头晕。
李子柔看着皇帝一脸迷茫的样子，心中暗笑，皇帝想要看懂这个……就算换了他那“不学无术”的堂兄李渊来了也是一般模样。
五经正义不是给普通人看的，学识稍微差上那么一点，你都没办法理解人家写的是什么，孔颖达等人的本意，是正本清源，清除秦汉以来对五经着述的驳杂论断。
换句话说，这本书必须得到朝廷的承认才行，私自发行的话，那就是开玩笑，存世的经学大师们是不会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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