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传世的学说都必然是有可取之处，但那个“可取”的地方要看能不能吸引到当代的统治者，要是统治者不喜欢的话，就是学说本身再好也难以得到青睐。
目前的南方文化人，他们实际上并不缺乏传承。他们与北方文化人稍有不同的是，北方文化人还是以师徒形式的一个集体而存在，可南方的文化人却是以家族形式作为一个集体。
简单一点的说就是，北方搞的是学阀形式，南方搞得是家学形式，北方传授知识不看血缘关系，南方的知识传承却是非血亲不可。
学阀与家学的起点就是在五胡乱华，会出现这样的变革只是跟环境有关。
胡虏统治中原时期，掌握知识的世家纷纷南逃，他们一直坚持的“家学”就是从上古先秦时代留下的习惯，和“传男不传女”的那一套观念很相似。
被胡虏统治的北方文化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可没有南方那么安逸甚至是舒心，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干掉的前提下，再来是子嗣未必能有多优秀，为了不使自己的一脑子学问断绝，选择一个或多个优质的非血亲徒弟成了必然趋势。
恰恰就是五胡乱华时期让诸夏学问的传承出现变革，却是让北方学说发展得更加宏大，倒是让南方保持上古先秦时期习惯的众文化人消沉了下去，甚至是南方学说越来越变得小家子气，难有北方学说立足点上的视野开阔。其实这个也是必然的事情，知识就是要在不断的交流和讨论中才能得到进步，更多的交流和讨论必然会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
北方文化人有学孟子、贾子……更多学派的人，现如今的南方文化人其实是更为全面。要知道“衣冠南渡”的时候，太多太多的世家逃亡了南方，是真的带了相当多的典籍去了长江以南，别说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了，更多的也能拿得出来。
刘彦对贾子之学产生兴趣，作为东晋时期第一才子的罗含就讲贾谊的学说，很快就与李茂进入到争夺光芒的时刻。
古时候的文化人背书是一种必然会做的事情，专精学什么就会将那本书背的滚瓜烂熟，罗含和李茂就进入到“复读机”的时刻，两人不断摘出贾谊作品中的一句，看似激烈的交锋却连自己的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刘彦对贾谊学说不止是在加强中央集团，还有建设国家富足再来讲究礼仪这一点。
那个观点是在《论积贮疏》之中明确阐述。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经济一片凋敝。那时的米价极其昂贵，饥馑遍地，人与人相食，物资匮乏，连天子出行都弄不到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将相只能乘牛车。
汉高祖刘邦采取了一系列予民休养生息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到汉文帝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商贾、地主侵夺农民，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因破产而纷纷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的佣工或无业的游民，官僚、商贾的淫侈之风也日益增长，这些都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的积贮，很不利于西汉封建政权的巩固，同时北方匈奴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况，贾谊就向文帝上了这份奏疏，建议重视农业生产，以增加积贮。
汉国现在的状况除了北方没有太大威胁之外，与汉初的情况其实是差不多，商贾、地主没有大量持有土地，可土地是在国家控制之下，外部威胁一再降低贵族也开始有了奢靡之风，国家是极度的缺乏粮食储备。
“大汉已经在荆楚之地大建，仅梦泽之地便开垦四万顷。”罗含是南方文化人嘛，对南方的事情肯定是知晓一些，有心的话亲自去走一走也能得出一个概论：“含亲眼所见，若大建成就，将不下于一百五十万顷产粮之田。”
所谓的“荆”之地大概就是后世的湖1南和湖1北，那里不但有长江延伸而出的众多水系，更有洞庭湖延伸出来的许多河流，再来是那边在上古时期沼泽遍地，曾经的沼泽灾害消失，出现的就是极度肥沃的土地，
另外一个“楚”之地指的是现代的安1徽、江1西、浙1江局部，比起“荆”之地的话，“楚”之地的开发程度在现如今是高处不少，毕竟淮南在西汉就一直在开发，而属于扬州的部分是在东晋小朝廷的建设之下得到高速开发。
李茂有做过功课，自然是知道当局正在大力开发产粮区。他不敢去抨击国朝将绝大多数土地掌握起来的举动，没有亲自去看过之前也不会去反驳罗含所说的产粮田亩数量，要说的却是有了产出之后，怎么支应全国。
“彼地十石，百里去其六，过之不得。”李茂说的是运粮过程中出现的损耗，也就是运粮的路途越远，途中损耗掉的就更多，问罗含：“如何为之？”
罗含明显发现了陷阱，他们在谈的是怎么让国家变得储量丰富，要是牵扯到转运，那就等于是扯到了“工”和“商”。而贾谊的观点是压制工商的。
孙绰也在场，见罗含沉吟，站起来对刘彦行了一礼，又对众人行礼，说道：“万物皆需转运，此乃恒久之理。贾子所不喜者，便是过份剥削劳动者，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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