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一个少数集中了多数财富又没有对社会有什么回馈的群体皆为有害，不单指某一个群体，是所有类似的群体，不管他们的财富是怎么得来，基本上是不会有社会有什么益处。
想要避免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却是很难，有权的人容易掠夺和攫取，他们又会因为又惊人的财富而一直保证手握权力，想要改变这一格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行革命。
不过，得说是的，任何一次打破少数人集中大多数财富（资源）的革命，只不过是酝酿着又一次的轮回，革命胜利之后那个掌权的群体，他们不管愿不愿意都会走上曾经推翻对象的老路，重新成为那群以少数却掌握绝大多数资源的群体，姑且就称呼他们为革命胜利之后的利益既得者。
使人人富有是一件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制度都办不到，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跟公平什么的无关。
剥削与被剥削将会成为永恒的存在，不同的阶级一样会永远存在，那是社会架构本身就注定了的事情。
“持有财富的那群人，他们的财富来源不是建立在掠夺或剥削本民族的基础之上，对于本身的民族或国家而言，是最建康的财富积累方式。”刘彦说的是对外殖民，以掠夺和剥削异族（他国）为主要手段：“无法完全避免对同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却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本民族内部的对立。”
刘彦会讲这些，是他再一次出巡，离开长安来到了姑臧，下一站将会是阳关。
长安到姑臧正在建设国道级别的大道，到处都能看到忙碌劳动的身影。与过去有点不同的是，来自西域的奴隶大量取代了原本工作的汉人，那些汉人是转为到其它地方参与水利工程的建设。
汉人重新进入西域是发生在元朔八年年尾的事情了，算一算时间已经过去将近八个月。
目前汉人重新夺回了鄯善的控制权，向西的最前沿是深入到龟兹西部境内，北面则是攻克铁门进入到焉耆腹地。
起初，汉人进入西域并不是带着攻城掠地的目标，是出于为了遭遇天灾的一种止损，入侵起来也就不是非得死盯着某座城市去硬拼，哪里能够更好的劫掠便去哪里。事实也证明这种模式对西域很有用，不成建制和没有固定目标的入侵行为之下，西域人根本不知道该选择固守哪里，到处都在面临攻击，就算是想要调兵防御都不知道该守哪里。
以掠夺为目标的入侵行为下，没有固定的攻打目标，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全面配合的战略战术，一顿乱拳的捶打之下龟兹彻底瘫痪，连带焉耆和疏勒在西域能称得上是大国的两个国家也应付得疲于奔命。
“我们在中南半岛和西域就做得非常好。”刘彦是站立在姑臧的城楼，眺望着远处一片的土黄，更远的地方是一座不知道名字的大山：“富裕了一帮勇于冒险的阶层，对国内百姓则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同时，我们（国家）获得了大量了廉价劳动力。”
对外掠夺直接获得红利的当然是直接参与劫掠的那批人，他们带回了捕捉来的奴隶，虽说是律法规定优先卖给官方，可是官方除了将那些奴隶用于各种国家工程之外，其实是有少量地流向民间。
不但是劳动力，外出掠夺的那些人还带回了数量庞大的财富，他们运输财富入境的时候缴纳了必须的费用，财富被带回家乡肯定是要进行消费，消费必然是会带动生产，形成一系列的循环。
谢艾是从头到尾见证了西北之地遭遇天灾。
一开始西北之地出现了无法避免的骚乱，再有一些所谓余孽的鼓动和行动，得说的是西北之地真的是乱了一阵子，所幸的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没有形成糜烂之势。
官府号召百姓前往西域掠夺止损，到了收获阶段的时刻，种类繁杂的财富不断运回本土，有功的人也获得了爵位。
财富的获得使得绝大多数的人脱离了无产阶级，获得爵位的人不但使身份得到转变，他们还获得了爵位本身带来的土地，简而言之就是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
“有了财富，他们竭尽所能地获取粮食，尽管不多……”谢艾最为感慨的是：“获得爵位者，他们不会允许有人来破坏目前的生活，十分积极配合官方。”
那是必然的事情，都成了既得利益者的一份子，任何对他们有害的都将被排斥。而所谓的有害，指的当然是任何想要推翻刘彦统治的行为，他们成为有爵位者之后，不管是身份的转变还是相关的特权，不就是建立在刘彦统治这个国家的基础上吗？
刘彦一直在吸收更多的人成为利益既得者，只是迫于一些“规则”难以办到更多。
只有更多的人享受到了来自统治阶层的红利，国家才会更加的稳定，刘彦现在极度需要稳定，来到西北之地正是这个因素。
新长安的第一批工程建设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眼见称帝在即的最后时刻，刘彦安排出巡将会是最后一次以“王”的身份巡视地方，称帝之后除非是特殊需要，要不然是很难再外出闲逛。
刘彦会先巡视西北之地，威压那些不服者是目的之一，安抚地方的目的更加明确一些。他到阳关是遵循古制，以君王的身份迎接战陨者，自然不会是所有阵亡者，是一些功劳或者说名声比较大的阵亡者，用最明显的态度肯定军民的付出，也是在鼓励军民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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