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新宋皇帝赵构不仅没有顺应民心御驾亲征夺回二圣，反而罢免忠良信用奸佞，还冤杀了“愿以身而安天下”的敢言士民。
其人如此倒行逆施，必然会对朝野人心产生极大影响。
最大的影响便是没能赶上新帝登基而官职不动的尚书右丞许翰震惊之余，自请去职，并为陈东、欧阳澈二人撰写哀辞，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对新君的极度不满。
“年轻冲动”的赵构早就受够了这帮正事不行尽扯淡的前朝老臣，也不与许相公客套，稍作挽留后便将其人打发了事。
除此之外，朝野之间的反应其实还算平淡。
不对！
在赵构接连展示逐权相、杀暴民大决心之后，新宋大臣和士民们终于意识到年轻的小赵官家和其兄长渊圣赵桓是两个性情截然不同的皇帝。
天水赵氏有多少年没有出这等不畏“民意”，说杀就杀的狠人了？
乱世当用重典，不仅是下猛药方能去沉疴痼疾，更重要的是乱世人心浮动，唯有重典相威，才能让人重新思考浮动的代价。
自此之后，再没人因为皇帝少不更事，便对其指手画脚，更不敢盛气凌人地要求小赵官家该如何如何了。
赵构显然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代表什么，也很满意其效果。
其人借着这次杀鸡儆猴的震慑效果，开始大刀阔斧地整肃朝堂。
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小赵官家又接连罢免了尚书左丞吕好问、知枢密院事范讷等渊圣朝遗留下来的昏聩老臣。
并以汪伯彦进知枢密院，以知江陵府事朱胜非为尚书左丞，以太常簿张浚为殿中侍御史……
事实证明，乱世求生的势力领袖若想做成大事，就不能受限于过去的条条框框而一味政治妥协，有时候摆明立场快刀斩乱麻，反而能收获奇效。
赵构表明了自己敢于掀桌子的强硬立场后，反而快速掌控朝堂。
新宋朝野上下也因皇帝的果决狠辣而为之一肃，很多久拖不决之事迅速得到解决。
如大宋灭亡的消息传到蜀地后，人心大乱，成都府士卒杜林趁机据郫县城自守，因形势晦暗，各地宋军只想保存实力，居然任由这反贼逍遥数月而无人能制。
但在同宋两国再次建交，新宋皇帝又铁腕整治朝堂的消息接连传至蜀地后，成都文武知道不能再犹豫了，赶紧起大兵围攻郫县逆贼。
结果，都没等到大军合围，杜林便被心腹出卖而伏诛。
又如导致临安不攻而破的神棍郭京自逃出南阳府后，一路向西南而去，沿途诈称自己有撒豆成兵之能。
待其人赶至利州路兴元府时，已经聚集了千余信众，还裹挟了一个赵宋宗室。
郭京诡称大宋气运未绝，中兴之基应在西南，乃占据通关山，欲立宗室为帝。
兴元府官员虽然不看好刚刚重生的江陵小朝廷，却也不敢陪这个超级神棍做此等掉脑袋的买卖，屡劝不听后，索性冷眼旁观其人继续装神弄鬼。
郭京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只能在通关山关起门来做“国师”，但其人所立的“数村之国”却是真实存续了几个月。
也就是说，大宋灭亡之后，其境内实际出现了两个“新宋”政权。
至少，在利州路范围内，就有一些官员知道“两宋”并立的事实，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宋王朝灭亡之后，各地都混乱不堪。
很多偏远地方实际处于无朝廷状态，基本是关起门来过日子。
管他有几个朝廷，只要不向自己征粮要钱，就是好朝廷。
直到最近形势明朗，这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无法再继续，兴元府才派兵剿灭了有撒豆成兵之能的郭神仙。
再如被夏人接连攻城掠地的陕西诸路，也在得知新君坐稳了皇位，并置司陕府，明确表示绝不会放弃陕西后，展开了反攻，终于遏制住了夏军咄咄逼人之势。
形势逐渐好转，赵构再接再厉，采用户部尚书张悫之议，废漕运直达法，复用旧法转般仓，由发运司官分认逐季地分，各行检察催促。
眼见朝廷动了真格，一些地方官员也“终于”完成了“国难税”的催缴和押解。
有了钱粮，才能着手整治军队。
小赵官家乃以张悫为同知枢密院事，并颁布了新军制：
凡师行卤掠违节制者死，临陈先奔者族，败军者诛，全队一军危急而它军不救者刑主将，余如军法从事。
没过几日，其人又诏诸地抽调兵马八月份赶至行在，后期者必诛。
别管这些措辞极为严厉的诏令能不能真兑现，至少朝廷不需要再小心捧着这些丘八们，可以说狠话了。
在赵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宋政权终于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期，内政逐步走向正轨，军队整肃也打开了缺口，全国上下都在积极应对未来的立国之战。
这段时间，北面的大同帝国也没有闲着，同样在抓紧时间消化新扩张但领土，并积极做着新的战争准备。
最先完成扩张，并结束大规模治安战的是淮南两路。
其地之前就被共建会渗透得相当厉害，大战开始后，同军兵分三路攻城拔寨，对各地的军事扫荡相对来说也最彻底。
随着共建会基层组织搭建，并完成比较深入的重新编户后，赵宋遗留下来的匪盗、溃兵便再难在几乎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躲藏的淮南地区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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