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八月份，徐泽仍没有收到高丽集结大军，北上攻击保州的消息。
但根据海商传来的消息，高丽国内已经在征集粮食、籍点青壮。
百年前大胜辽国并开疆拓土的英雄故事，也在高丽民间开始流传。
看来，这个务实的国家已经抛弃了幻想，在做大战的准备了。
他们所顾虑的，不过是大战开始的时机和借口而已。
高丽人的谨慎和低效，给了同舟社更加从容布局的时间。
眼见与高丽人的大战不可避免，但徐泽并没有过多的担心。
该做的准备早就做好，双方信息掌控和战略战术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使得同舟社的选择远比高丽人要多得多，自然更加从容。
但在同舟社具备灭亡高丽，并彻底消化这个国家的实力之前，双方所谓的“大战”，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
作为这个时代最顶尖的棋手，徐泽始终紧盯大战略。
包含“未知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辽、金、宋三国的形势变化，都是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也必将改变以后千年的世界格局。
与之相比，对高丽的战略，就只能服从服务于这一大战略。
只有放眼“大局”，把握大方向，才能在“小局”上不走偏。
辽、金、宋三国最近的局势，就是个“乱”字。
隔着最近的金国辽阳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完颜斡鲁这段时日焦头烂额，南线金军被杀不尽的辽阳匪盗缠住，早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金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实际上是被徐泽和死掉的高永昌合伙给坑了。
金人一战而下东京，其后仅仅用了数日时间，便占领了辽阳府周边大部分州县。
看起来进展非常顺利，但这一切，却是建立在大元“官兵”放弃抵抗，大量逃散的前提下。
如同吃甘蔗，总是有苦有甜，先吃了甜，就要做好后吃苦的准备。
金军前期进展过于顺利，为其后的东京道局势埋下了重大隐患。
不同于以往辽金之间的战斗，被打败的辽国溃兵要么投降，要么千里迢迢跑回国内。
大元国被灭后，产生了极多的溃兵。
高永昌为了快速扩张，什么人都收，军队成分极为复杂，基本没有军纪可言。
军中老匪成堆，打仗完全不行，眼力劲却好得出奇，看到形势不对就跑路。
金军打败高永昌的“主力”后，这些人更是一哄而散，一点也没有“为国捐躯”的觉悟。
辽阳府东面的山中，很快成了匪巢贼窝。
千人以上的溃军盗匪，一个巴掌数不过来；
百数以上的，更是多不胜数。
最初进山的盗匪，立足未稳，人心惶惶，剿之并不难。
以金军的战力，只要跟着溃兵入山进剿，也就是几回合的问题。
但是，同舟社数次在穆州挫败金军，摆明了就是不给面子、要打仗的姿态。
完颜斡鲁不敢大意，为了全力应付东南路这条能要人命的毒蛇，不得不暂时放任丧家犬般的溃兵到处跑。
由此，金军错过了剿匪的最佳时机，让溃兵在山中站稳了脚跟。
这些溃兵盗匪就是乌合之众，初时根本不敢和金军硬碰硬。
但他们不事生产，为了生存，只能逮着机会就抢。
更令人恼火的，是东南路统军司在这之前，发布了针对性很强的“剿匪令”。
一部分作恶不深的匪盗，受东南路统军司“感召”下山，接受同舟社编户，重新成为了良民。
剩余的，以吴撞天为代表的积年匪盗，则在徐泽授意的斥候营追逐下，全部被驱赶赶到了辽阳府境内。
这些匪盗被剿匪令“净化”后，不仅“组织度”更纯，反抗意志更为坚决。
还接受了斥候营“手把手”的“山地战”教学，脱胎换骨，迅速晋升为“精锐盗匪”。
他们战斗经验更加丰富，打山地战的“本领”更加高强。
其后，“精锐匪盗”再与大元溃兵构成的辽阳群盗合作与兼并中，不断将山地战战术发扬光大。
待完颜斡鲁与徐泽达成盟约，“解决”了东南路的隐患，把注意力收回辽阳府时。
各地已经警讯不断，金军不得不疲于应付，频频发动治安战。
但治安战打响后，战无不胜的金军才发现，
自从在穆州城下连续吃瘪后，本方似乎神功被破了防，面对辽阳城以东的群盗竟然束手无策。
往往是金军一出动，匪盗就满山跑，待其撤回，匪盗又继续猖獗。
仗倒是打得很热闹，却经常连盗匪的毛都捞不到一根。
更有甚者，一些胆大的匪盗还会声东击西，主动骚扰，越玩越大。
金军接连几次治安战不利后，一些不满金人统治的百姓转而投向盗匪。
或是提供粮草，或是通报消息。
匪盗得到了百姓支援，战斗力直线提升，又进一步加大了金军剿匪难度。
发展到最后，百人以下的金军已经轻易不敢出城了。
南线金军虽说人数过万，但真正的女直战兵不足五千。
其余的新附军打顺风战还行，遇到这种没头没脑的治安战就掉链子，甚至还会跟盗匪暗通款曲。
完颜斡鲁应对无力，匆匆交接完工作后，硬着头皮返回按出虎水。
当面向完颜阿骨打汇报辽阳府严峻的治安形势，请求增兵。
当然，这点信息，徐泽不可能知道，他只是得到金军突然向辽阳府增兵两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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