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曲城打援战结束之后，李逵又命麾下兵马四出，接着拿下了丰州、麟州、府州和晋宁军等地。
期间，拥有这些地方合法统治权的赵宋朝廷一直保持沉默，仿佛同军这段时间接连攻取的是没有关联的第三国领土一般。
其实，也不尽然。
折彦质率族人南迁孟州时，东京城中的赵官家倒是专门下旨表彰其忠，以此证明天子还在关注着河东路局势。
其余的时间里，教主道君皇帝便一门心思投入到了上元金箓斋普天大醮仪式的筹备中，朝堂重臣也尽皆装聋作哑。
不过，等到汾州以北的一府九州六军尽皆被同军拿下后，赵佶的就立即派出太傅楚国公王黼带人赶到大同燕京府。
王黼等人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汇报本国对残杀归来人官员的处理结果，并与大同重新划分同宋疆界，以国书的形势确认两国对河东路分而治之的权力。
赵佶不敢不急切，唯恐自己慢了一步，得陇又望蜀的徐泽便会命同军挟大胜之威继续南下。
因为大宋真抽不出更多的兵力支援河东路了，前番同军止步于汾州，也不是无力继续进攻，而是要先集中力量收拾后方。
现在，他们已经啃下了最硬的骨头，随时都能南下。
实际上，赵宋君臣真是多虑了。
尽管徐泽全取河东路的决心一直都没有变，但其人的耐心很足，并不急于一时。
经营好已控制的区域，积累经验扎好根基，以彻底消化河东路，显然要比冒着同宋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继续南下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春耕在即，时间宝贵，正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大好时光，大同朝廷是不会再擅起兵戈的。
而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就任后，各地更是进入社会改革快车道。
做事雷厉风行的张巡抚只在自己的衙署中待了三日，理顺上下关系后，便带着幕僚班子开始巡视治下，逼得各地官府也一日不得闲。
实际上，早在赵宋援军北上太原府之前，太原、代、忻、宪、宁化等地的社会改革就已经铺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之后，宋军高歌猛进，“收复”了太原府大部分州县。
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上户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之前失去的合法权益，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主持对贪吃贪占的泥腿子下户进行清算。
可惜，仅仅几日时间过去，下户们吃下去东西的还没有完全吐出来，形势便再次逆转过来。
但亲身感受新旧交替和守旧势力的顽固残忍后，初步觉醒了的太原底层百姓对再次接管各地的同军感官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些惨遭上户欺凌的下户主动站了出来，控诉部分为富不仁的上户罪恶，主张对这些人进行无情的镇压。
更有甚者，趁着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机，纠结了一帮穷兄弟，血洗有仇的上户人家。
而见识了下户暴动的可怕力量后，更期盼秩序的上户则主动寻求官府庇护。
这些人纷纷表示自己愿意积极配合新朝廷的社会改革，绝不给拖官老爷的后腿，只求早点恢复社会稳定，不要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经过同宋两军战争拉锯、归来人清查以及府州折氏分宗迁徙等大事件的涤荡，河东路巡抚使司治下诸州府的社会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甚至还超过了河北与京东两地。
这种形势下，放缓社会改革进程而盲目进军，就真是丢西瓜捡芝麻愚蠢行为。
太原府一战打出威名捞足战功的李逵是正乾皇帝的最忠实拥趸，最是清楚皇帝心中民事与军事的轻重缓急，自不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扩大战果的请求。
由此，河东路方面同军重新调整部署，转入战后休整，集中整编战俘，并配合巡抚使司进行社会改革。
此战中，同军抓获了大几万的宋军战俘，按照同宋两国签署的协议，其中大部分非河东籍者都会被宋廷赎回。
明眼人都能看出同宋两国的国势强弱相差天壤，而这些亲身经历了大战的战俘更有体会。
于是，继滑州之战后，这次又出现了部分俘虏不愿回国的情况。
一些单身汉或家庭拖累不甚重的俘虏在战俘营中积极表现，只求能够得到看管人员青睐，以留在大同治下。
继续当兵吃粮也行，安排到苦寒北地修路种田也可。
总之，绝对老实服从安排，不提任何过分要求，只求归附大同。
这种情况徐泽早有预料，随着大同并吞天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求归附。
同军不是奴隶贩子，也不缺这一点战争赔款。
而南民北迁和北民南迁，促进南北交流更是大同的既定战略。
因此，收到李逵的报告后，徐泽当即作出指示：
所有愿意留下的战俘尽皆收留，并将其登记造册，由朝廷出面，协调赵宋朝廷送这些人的家属北上。
结果，因为正乾皇帝的诏令，申请留下的战俘更多了。
而经济窘迫的赵宋朝廷能减少赎回战俘的开支，自然大喜过望；
战俘迁出地的官府能缓解人口压力，增加治下官田数量，也是积极配合。
多赢的结局，皆大欢喜——除了没有强兵而缺乏安全感的教主道君皇帝。
随着南北分治的时间持续，原本完整体的河东路渐渐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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