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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开科举后，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语，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科举之途的难度极大的事实，很多人考到老都未必考得中。
对动辄四五十岁才能殿试高中而出仕的“正途”官员而言，读书时间比当官时间更长才是人间常态。
教主道君皇帝御极二十五年，比很多科举出身的官员政治生命都长。
其人又聪明绝顶，政治手腕相当了得，多年下来，通过蔡京等白手套一再掀起朝堂争斗，硬是将朝臣被换了一茬又一茬。
最终，充斥朝堂的臣子基本成了赵佶一手提拔起来的应声虫。
其人的地位因而极其稳固，就算这些年来一再作死，臣子们顶多是变着法地劝谏，却没人敢提出换皇帝的建议。
若不是赵佶惧同入骨，在大同帝国入侵的关键时刻自己抛弃了天下，李纲、吴敏之流即便能力再强，蹦哒得再欢，也奈何不了其人。
赵桓刚被立为皇太子时，蔡京进献了一套大食玻璃酒器，以与储君拉好关系，赵桓也非常喜欢。
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陈邦光却趁机进言，说是蔡京故意以宝物迷惑太子心智，赵桓怒而砸烂了这套酒器。
未过多久，天子便下诏令陈邦光提举洞霄宫（实际是罢职），池州居住。
有此事可见赵佶对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皇位的人都和事都极为敏感。
赵桓虽然做了十几年的储君，根基却非常浅薄，被道君和臣子们强行推上大位，谈掌控朝堂，纯粹就是个笑话。
其人并不傻，或者说为其出谋划策的臣子们并不傻，清楚登基之初绝不能轻易处置道君留下的宠臣，就算有“民意”加持也不行。
因而，赵桓仅仅是下诏将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还给“百姓”，并没有处置陈东上书所列“六贼”中的任何一人。
效果却格外好，当即赢得一片歌功颂德之声——不只“倒道派”。
表面看，是天下人看到了新君不同于旧皇，确有革除天下积弊的大决心，大宋中兴有望，而自觉为其造势。
实际却是另有隐情。
无论从哪方面讲，赵佶都是昏君无疑。
但昏君也分很多种，他就是那种智商极高且志向远大的昏君。
没错，教主道君皇帝很有志向。
其人登基后，选用的第一个年号为“靖中建国”，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旧党争，营造上下一心的局面，以统合力量振兴大宋。
只是，这个年号仅用了一年，就换成了“崇宁”。
不再想靖中，只求崇宁，很直观地反映了赵佶治国理念上的转变。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赵佶亲政一年多，驱逐了权相章惇，启用韩忠彦、曾布等人，基本稳定了政局，欲要有所作为。
但放眼大宋，却是一副行将就木的烂摊子，根本无法承载其人的勃勃雄心。
大宋脱胎于混乱的五代，本就先天不足。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被后世视为宽和典范，但其本质却是皇帝以富贵爵禄收购军头们手中的兵权。
换句话说，就是掌兵重将们“自废武功”，再不能重复“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历史，赵匡胤则给予他们不用打打杀杀也能富贵数代的特权。
得国过易，建国的过程中又缺乏“战斗性”，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遗留的诸多社会矛盾。
而赵匡胤的继承者们除了神宗赵顼和道君赵佶两个另类外，其余人皆充分继承了太祖皇帝“宽和”的性子，不断向特定的群体让渡国家利益。
最终，打造出了历代以来独此一份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此，各种特权阶层不断膨胀并疯狂攫取国家财富，沉重的社会矛盾让立国仅仅数十年的大宋提前进入了百病缠身的暮年状态。
早在仁宗时期，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实施了“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仅仅是微小的政策调整，就因为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极力抵制，最终惨淡收场。
此后，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财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亏空多达一千多万（匹、石、贯、束、两），就连英宗的葬礼都办得极为寒酸。
并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经到了不改革则破产甚至亡国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崇高的理由，都改变不了其就是利益调整的事实。
大宋国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闹已经无力挽救时局，必须大刀阔斧地改。
压榨小民自然是要继续的，但大宋对小民的压榨已经够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两油，还有极大的稳定风险。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权阶层开刀，剥夺他们的部分利益以补足国用，且这一“部分”并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办成的事，没什么威望的神宗皇帝能办成？
所以，结果早已注定。
熙丰变法最终失败，其实与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当没有根本上的关联，与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业半道而殂也没多大的关系。
只因反对力量太过强大，而大宋这种畸形政体根本没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丰变法虽然失败，本就是为了各自利益而战的新旧党争却没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方主政必然尽废另一方之法，并驱逐对方所有朝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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