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杏道：“王侠死亡时间是十点五十分到十一点之间，如果证实徐父十一点零五分在观察包租婆打麻将，就代表徐父不太可能杀人。”
曹云点头。
“那……”高山杏不理解：“这不是客观说明徐父没杀人吗？”
曹云道：“恰恰相反，我因为这点才不相信他。他是一名二进宫人员，他是有经验的人。但为什么他没有发现这个证据能救他呢？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肯定会一直在琢磨，到底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我难以想像他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高山杏有些理解：“你意思是徐父留住这个细节，为了申诉？”
曹云道：“不，申诉怎么也比不上一审。我认为这个证据是假的。”
高山杏又不理解了。
曹云道：“假设徐父说了真话，在被捕后不可能没想到这点，因为警方和检方无论在审讯还是庭审上，重点就是徐父半小时去哪了。假设徐父当时说自己去踩点，并且看见包租婆十一点零五分回家。那么这件事是可以求证的。毕竟是刚入冬，下雨，第一次降温的第二天，正常人总会有点印象。”
曹云：“现在说出来呢？事情已经过了快一年，我保证包租婆不记得当天自己是几点回家。”
高山杏道：“这样一来就无法求证，帮不上他了。”
曹云道：“假设他是凶手，他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这会成为自己申诉的重要理由，司法对极刑是非常重视的，这个证据足够推翻徐父杀人的事实，司法一定会慎重调查，一来一回不知道要多久。在这种存疑，其本人又始终不认罪的情况下，上面未必敢签字处死。很有可能就这么一直拖着。还有一个想法，案子拖延时间越长，越容易成为公众焦点，越容易引起大律师的注意。诸如我这类律师，如果得到这个信息，我会通过暗示的手段，将想法植入包租婆的脑中。”
曹云：“徐父观察了妇女两周，我信，他完全可以先暗示我。他知道包租婆在冬季降温第一天，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的穿着，那天包租婆是十一点零五分回家。我在信任他的基础上，询问混淆一下概念，妇女模模糊糊印象觉得我说的是真的。我肯定有办法说服妇女出庭作证，他就很可能翻案。”
高山杏道：“我有个疑问，王侠损失了多少钱？”
曹云道：“三万多的现金。”
“这么多？”
曹云道：“这也是我怀疑徐父有预谋的原因。根据员工所说，王侠在当天下午五点去银行取了三万元，这钱是明天交一季度房租用的。王家鱼汤的房东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儿孙移民新西兰，他本人只有存折，连卡都没有。他有四个店面，每次都是一季度收租一次，然后马上去银行把钱存入存折。徐父每一天或者是隔一天都会在十点半左右给王家鱼汤送鱼，并且会帮忙杀鱼。他是有可能得知这个信息的。”
高山杏摇头：“我不理解，三万多值得杀人吗？徐父正常工作，两个月赚三万还是有的。”
“卖鱼的利润有两个月三万，但是要交租的，我了解过，徐父的摊位每个月要交七千的摊位费。鱼肉摊位比其他摊位更贵，七千已经算是很照顾了。徐父每个月也就赚七千左右。正常生活花销两千，每周会找一次女人，需要一两千。另外徐娜才大二，课业比较重，每个月徐父会给徐娜一千元的生活费。”徐娜十八岁后福利院就不再贴补生活费，她是通过学前贷款进的大学。
曹云道：“我从徐父的描述来看，他厌恶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是很苦，还有一个原因是存不起钱来。”存钱如同打怪升级，银行余额慢慢增加，是人努力工作的源动力。
曹云：“此外，我认为徐父是想偷钱，而不是杀人。我整理下我的想法，徐父提前几天知道王侠要交租，然后他想到了一个不在场证据，也就是包租婆。案发当天，他偷钱，结果被王侠发现，双方发生争执，不知道什么原因，恼火之下就把王侠杀了。请注意，徐父第一次坐牢，是入室盗窃伤人。第二次坐牢，入室盗窃携带凶器。也就是说，徐父是有伤人的心理准备的。”
曹云：“徐父想法，偷钱之后，警察很快会找上门，他会把钱藏起来。警察不至于为了三万块全面搜查，拿人拿赃，他只要能扛住讯问，加上包租婆作证，没有问题。风声过后，把钱拿出来，加上自己日常有收入，很容易洗白。”
曹云：“徐父在杀人后估计也慌了，钱肯定不敢要，但是又不能不拿。处理纸币有很多办法，懒一点扔垃圾桶，现在收垃圾根本不会看里面有什么，一桶直接倒到车内去。最细节是凶器，凶器竟然留在现场了。杀人和偷钱是完全不同概念，导致他杀人后没有时间去蹲守包租婆，让他准备好的不在场证据无法拿到台面上来。”
高山杏疑问：“你前面说徐父有伤人准备心态，杀人又凶狠，又处理钱，怎么会把凶器留在现场？”
曹云道：“这把刀跑不掉，徐父案发前去过王家鱼汤，王侠死于杀鱼刀，警方肯定会征缴徐父的杀鱼刀。这把刀很特殊，大部分鱼贩用的是五金店买的刀，徐父这把刀是徐娜激励父亲走正道，买的德国刀，好几百块。以现在的刑侦技术，可以判断徐父这把刀是杀人的刀。如果徐父不丢刀，刀就是死证，无可辩解的死证。所以徐父丢刀这个细节，让我增添了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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