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跟皇帝奏对时，站在两班朝臣之间，身边只有赵云，所以他乍一看华歆跳出来时，并不知道对方身份。
还是等华歆说了几句，自报家门之后，才恍然。
“果然真的是华歆这家伙当出头鸟跳出来了……也是，他如今官职低微，降无可降，本朝也没有太学生、孝廉出身的尚书郎，因为言事而直接获罪的。驳倒了我，他也算转正为经学大儒了。”
李素心中如是暗忖。
而端坐坛上的刘宏，对于这种看热闹的事情，向来是不排斥的，所以尽管李素刚为他立了大功，他也愿意多听听：“哦，华歆，你倒是说说，李素如何就妄言天命了。”
华歆抖擞精神：“陛下，臣闻之，高祖时为陈涉置守頉三十家砀，至今血食。盖因高祖悯陈涉首倡义兵、诛暴秦，有激励天下人心之功。
李素不过今世小子，偶立微功，便妄非古圣先贤。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盖道有常而功无常也，岂可因一时得失而更易对善恶功过之定论。
此可谓急功近利矣，若陛下嘉许、任其妄言。假以时日，天下复有何人敢仗义执言、为正道请命而匡正天下。”
刘宏微笑不语地听着，等华歆说完，他想了想，才抬手示意李素自辩：“李素，华歆说你是急功近利，为一时之功而曲解常道，你怎么说？”
如今的人当面聊天，一般不喊对方名字，但以尊呼卑是没问题的。所以上朝的时候宦官要给百官报名，皇帝说话也都是直呼臣名。
李素叹了口气：“陛下刚才问臣陈涉当不当祀，臣就事论事而答，到了华歆口中，怎么就成了‘曲解常道’？
高祖皇帝钦命守頉、血食不绝，是高祖大度，以己度人，且不屑细究同时之人的心迹。以为陈胜吴广反秦之心，便如高祖皇帝当年救民之本心一般无二，这才对陈胜吴广钦敬有加。
但我辈后人读史，遍观各家之言，兼采可信，所知定然更多——华歆，我有一问，你以为太史公所著《史》，可有媚上之嫌？”
华歆没想到李素突然这样反问，不知其意，只好中肯回答：“司马迁著《史》，有谤无媚，此天下皆知，复何言哉。”
汉朝官方认可的史书是《汉书》，而《史记》如今地位并不太高，算是毁誉参半吧。
后来王允杀蔡邕时，理由也是“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所以更要杀了参与写《东观汉记》的蔡邕。（汉朝灭亡后，以《东观汉记》为主体，整理形成《后汉书》）
所以华歆也不得不承认，司马迁应该是不至于吹捧刘邦、而贬低刘邦的敌人的。包括陈胜吴广，乃至项羽，司马迁都是秉笔直书，有可取之处都会写下来。
李素等的就是这句话：“好，既然你承认太史公之言并无媚上偏袒，倒要请你解读这几句：陈胜起兵之时，呼从者曰‘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高祖起事时，呼‘自度比至皆亡之，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由此可见，陈胜之倡，乃是为私欲，不甘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高祖之初，却只为不忍见同行戍卒失期送死，故而遣散，自亦弃官而逃。至于其后坐大，不过是观天下已乱、群雄已割据，为复定天下而不得不为。
天命厌利己独夫，而眷谦退自守，厌骤变神州，而眷体恤民力。周文王已有天下三分之二，犹服事殷，历三代而有天下，故而长久。
始皇帝虽号奋六世之余烈，然其即位之时，不过七国之一，一代而扫清六国，天下骤变而民怨深积，不免二世而亡。
是以久分不可猝合，久合不可猝分，天厌首倡，骤变者必遭天谴，循序渐进方得天眷。如武王伐纣，所积不过文武两代，若无周公继之，只怕三监之乱、故商遗民之患，其害亦烈如六国遗民矣。今大汉已立四百载，不臣之人图谋不轨，自然定遭天谴。”
久合猝分而亡者三国、五代。
久分猝合而亡者秦隋。
李素说得其实有点多了，而且他也知道，这番话按照后世个人主义的观点，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后世人讲究一个“上升通道”，包括李素自己也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什么不对。
对于秦末群雄，他也不太喜欢刘邦，更喜欢项羽。但他既然是君前奏对，为了功劳和名声，也不得不如此说了。律师说话都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这很正常。
另一方面，李素熟读史书，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刘邦后来野心大起来之后，多有不择手段的行径，但是在刚起家的时候，刘邦的动机应该还是不错的。主要他出生贫贱，一开始也不可能有多大野心——
这点跟曹操的《让县令》说得差不多，野心都是一步步膨胀起来的，刚开始只是想实现一个小目标。
但不管怎么说，李素前面那段话，已经让刘宏内心暗爽。
“原来高祖皇帝当年的动机比陈胜吴广还伟大那么多？教朕史书的大臣怎么从来就没跟朕说过？哼，肯定是那些人不想让朕知道刘家人就该做万万年天子，好让那些人吓朕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一做天命就要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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