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银行业务，却无具体规定。
无论是条例颁布之前或之后，在香江领牌开办银行是比较容易的事，
这也让别人想，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准银行机构——银号？而业主为什么不改为银行呢？
银行的业务，虽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款约束，却有惯例，这种惯例由早期的外资银行带来，成为以后华资银行执业的范本，这种无形中的束缚力，
使没有现代金融概念的华人业主及顾主，颇感不便。许多华人银号商，视执业银行为畏途。
而银号经营灵活，显而易见；当然银号信誉不佳，也是显而易见。
因此，如果要想获得大发展，必须走银行这条路。
这就是何少恒的出发点。何少恒的主张得到利国伟的大力支持。
换句话说，如果恒生银号不改银行，是留不住利国伟的。
利国伟正在自修金融学，后来还考上英国银行公会会士资格，是恒生银号第一位镀过“洋金”的银行家。
1952年，恒生银号注册为法人组织的有限公司，何少恒任董事长。
1953年10月，恒生银行迁入皇后大道中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号的自置物业。
从规模上讲，相当中等规模的华资银行，业务性质尽可能向银行看齐，但名称仍叫银号。
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加工业的蓬勃发展，促使香江银行业急剧膨胀，梦寐以求改组银行的何少恒反而下急，他认为这样办银行注定会执笠（破产）。
他主张渐进，等条件成熟再易名。
恒生银号缓慢而稳健地将讥制纳入银行轨道。
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何少恒，显示出大银行家的远见卓识。
因此，恒生易名银行后，不曾遇到阵痛，而是迎来了高速发展。
1958年，香江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57.8％；而到1959年下半年，转口贸易只占出口总值的30.4％，而高达69.6％的出口总值为香江本地的工业品输出所创造。
这一惊人的变化，标志着香江正在从转口贸易型经济转为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并重型经济。
这被誉为香江经济起飞的里程碑。银行将会在未来的香江经济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坊式的银号将成为夕阳行业。
从内部条件来看，这一年，恒生银号注册股本增加到三千万港元，实收股本增加到一千五百万港元。如此财大气粗的银号，当时唯有恒生银号了。
并且，恒生银号的机制已基本实现了银行化。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少恒买下中环消防局侧的旧楼，拟建未来的恒生银行大厦。
1960年1月1日，恒生银号改名恒生银行。而在次年，二十二层的恒生大厦落成，
外墙采用玻璃幕墙和铝材，是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材料。
银行物业是银行信誉的标志，恒生一易名就不同凡响，令同业刮目，反观一些开办多年的银行，却仍是钱庄银号的格局。
银海行船，有风有浪，这对恒生银行，既是挑战，当然又是考验。
1961年6月14日，香港爆发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挤提风潮。
廖创兴银行人山人海，存户排着长尤般的队伍，焦虑地等待提取存款，有的存户甚至露宿街头等候次日取款。挤提连续3天，据统计排队挤提的总人数逾2万人。
如此汹涌的挤提风潮，即便是金山银山也会搬空。廖创兴银行如抽干血液的躯体，奄奄一息。该行创始人廖宝珊，欲哭无泪，一命鸣呼！
廖创兴受灾，其他银行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说廖氏自作自受。
他们确有几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来风。香港政府没有完备的银行法，更不会制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间的银行公会倒是制定了同业利率，要求各会员行共同遵守，避免恶性竞争。
廖创兴原本就是把银号的一套照搬进银行，对同业公会的条例置若罔闻，创立“高息小额存款”。
以汇丰、渣打为首的银行对廖创兴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现在廖创兴遭到挤提，各银行难免不会袖手傍观。
挤提风潮沸扬了3日之后，警方处长针对廖宝珊已潜逃的谣传，发表一
项声明：“市面出现一项谣言，指有某知名银行家被警方侦查，且已被通知
离境云，查实此项谣言，乃毫无根据。”
这项声明对减缓挤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宝珊仍在港，证明他尚能应
付局面。不过仍有许多小存户不放心，不将存款提进腰包，誓不罢休。
汇丰、渣打是银行公会常务会员行，还是兼容准中央银行权利与义务的大商业银行。两行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廖创兴银行，声称可透支三千万港元应
付挤提。
挤提风潮慢慢平息，摇摇欲坠的廖创兴免于“执笠”。欲哭无泪的廖宝珊该破涕开颜，重振雄风——不，他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事情的起因却是汇丰的好心援助。
汇丰与廖创兴拟好一份英文联合声明：“汇丰及渣打已作出若干安排，令廖创兴银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制。”
声明登于华文报纸，不知哪位翻译大师的巧译，中文译文竟是：“廖创兴银行之业务，完全置于汇丰及渣打控制之下。”
1961年银行挤提风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制保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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