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界自晚清以来，有着各种各样的论战，没打过笔仗的文人都不好意思出门。
比如鸦片战争失利后，主张“师夷长技”的洋务派，就跟主张“忠孝礼义”的保守派，围绕着引进西学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发生在朝堂上，又随着报纸渐渐走向民间，民间文人也跟着争得面红耳赤。
直到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中体西用”的观点缓和了两派矛盾，获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成为人们的共识。
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的康有为、辜鸿铭，其思想见解已经显得陈旧落后，被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文人当做靶子攻击。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新文化论战当中，白话文创作得到普及，标点符号和国语也成为标准，民主和科学走向普罗大众的心中。
这是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两场思想论战，前一场论战让中国开眼看世界，后一场论战加速了中国科学文化的传播。
或许是因为矫枉过正，有人呼吁正视传统文化，于是又一场新的论战开始。“调和论者”（调和中西文化）和“取代论者”（全部西化）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出现的“科玄论战”和“整理国故”，大致都是此次论战的延续。
由此从论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顽固保守——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全部西化——中西协调……
这是华夏民族的自我进化之路。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士”的心理认知。就算穿着单衣、啃着馒头，也依旧心怀天下，常常指点江山，干涉政治，批判时局，在近代历史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概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不如前，“士”这一身份也走向日暮黄昏。
最近十年的论战，就显得细碎得多了，主要分为两种，即：文学思想之争和政治理念之争。
什么京派海派论战，什么鲁梁论战，还有新月派炮轰创造社，左翼文人怒怼御用文人，第三种人单挑左右派文坛……此等种种，有些看似个人矛盾，其实都是文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出现了分歧。
大家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只是想法不同，于是就吵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让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思想文化界，逐渐走向统一，知识分子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放下矛盾，一致抗日！
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最开始是在思想文化界实现的。
别以为这玩意儿没啥用处，只是一帮文人在瞎起哄而已。思想指挥行动，要统一行动，就必先统一思想。思想若是统一了，有人不想统一行动，都必须顺应舆论潮流。
比如老蒋，活生生被逼得联共抗日，因为整个思想文化界都是这样要求的。
早在1936年春，攻击性最强的左联，就率先放弃了原有的阶级斗争。南京政府屡禁不绝的“左联”，自动宣布解散，并提出创作“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随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起来。
现在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半个多月，全国文化界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救亡团体。
仅在上海，就有上海救亡演剧队、国民救亡歌咏协会、美术界救亡宣传团、学生战时服务团、游艺界救亡协会、战时摄影服务团、上海漫画救国会等70多个团体组织。
几乎是下意识的，人们在听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就自发联合身边志同道合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救亡活动。不分阶级阶层，不分学派流派，所有知识分子和文艺人士，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周赫煊不仅看到国难当头，还看到一个民族的振奋不屈。
抗战就像一座大熔炉，把千奇百怪的思想和势力往里面扔，最后炼出一块名为“民族之魂”的不朽器物。
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战争使民族得到了新生，使人民大众广泛的觉醒。”
今天周赫煊来参加的“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是由上海文化艺术界70多个救亡团体联合组成。它将汇聚整个上海文艺界的力量，包括电影、戏剧、漫画、音乐、文学、雕塑等等领域。
这次成立大会，终于不用再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因为它得到了国共两党的一致支持，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都有来参加。而且，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的运转资金，大部分由国党负责提供。
整个协会的框架已经提前确定，分为总务、经济、组织和宣传四个部门。
国党负责协会的总务部和经济部，也即总管大局、提供经费。共党负责组织部和宣传部，也即负责组织策划和宣传。
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军事政治上还没开始，但在文化上已经实现了，而且各自找准了位置，双方都对此极为满意。
别以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只是搞搞创作、搞搞演出、站出来吼几声而已，它是有实际救亡功能的。比如共党负责的组织部，就设有训练组、救护组、里弄组、工务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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