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具体说说。”裴松仁和糜重交换了一下眼色。
“那我们从国企改制背景开始说吧，从89年开始，拨改贷，取消价格补贴等一系列因素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成本迅速上升，加上工资成本的上升，在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根本性的改变下，本身在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国企就要慢一拍，这种情形下就更难以支撑了。”
沙正阳带来了一个厚重的档案袋，随手从档案袋中抽出一叠资料来，其中几张曲线图递给二人。
“你们可以看一看，我获得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从76年的37.2%亏损面一直持续下降到了84年到88之间的10%——13%之间，应该说成效很显著，但那得益于76年以后推进改革开放初期对物资需求的放开带来的一波高潮。”
沙正阳侃侃而谈。
“但从88年开始，国有企业亏损面又开始大幅度上扬，90年上升到了30%左右，前两年略有下降，92年在23%左右，但今年预计会上升到27%左右，而且还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而这样巨大的亏损面已经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些难以承受了。”
裴松仁和糜重都有些震动，他们没想到沙正阳的介绍居然是从全国性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开始的，这个立意和取的角度不可谓不高，而且极具代表性和针对性。
“如果说单单是国有企业亏损面的提高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还有两个因素就使得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沙正阳语气坚定而轻松，信口道来，“第一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
“乡镇企业有着先天的灵活性，其低负担成本足以让国有企业在成本上望尘莫及，但其如果不解决产权问题的话，那么会日益受到国企僵化模式的影响，变成伪国企，要解决权属问题，也就是实现股份制形式的私有化，这也就要说到私营经济。”
沙正阳终于说到了关键问题上。
“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越来越在这一类竞争性领域展现出其优势，私营经济的工业产值从1980年的0.81亿元，增长到了去年的2006亿元，年增长率高达91.8%，这还是在私营经济无法在原料市场和融资上与国企竞争的前提下实现的，在这方面它们没指望获得和国企一样的待遇，但哪怕是稍微放宽松一些，估计它们的增长势头会更猛，可国企怎么和它们竞争？”
“今年7月，一位中央领导在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负责人座谈时就谈到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国营方式未必就是实现公有制最好的经营方式，产权不明晰，没有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最终导致缺乏活力，缺乏长远打算，导致效益差，模式僵化，……”
沙正阳没有提到是哪位中央领导人，但是他相信这两位对政策和高层风向都十分了解的厅级干部是很清楚的。
“除了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对国企的巨大冲击，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一样不可小觑，而且还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那就是WTO对我们国有企业的威胁和冲击。”
对这一点，很显然裴松仁和糜重的了解就要单薄一些了，但沙正阳的话头就更让他们吃惊。
“中国正在商谈复关问题，其中阻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人要求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出口补贴，要求经济市场化，国有企业应当和其他企业一样公平竞争参与市场经济，政府和银行应当与企业划清界限，不能成为企业的后盾，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补贴，……”
“就中国目前的形势来说，不加入WTO是不可能的，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要加入，经济全球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要想闭关锁国都不可能，面对汹涌而来的内外竞争，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这两个因素迫使国企改革势在必行，而且越早越好。”
“正阳，看来你是在这方面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说得很好，这些资料能复印一份给我们么？”裴松仁笑着问道。
他内心深处已经有些放下来了，根本任务已经不用太担心了，哪怕是国务院的调查组来，这家伙一样能应付裕如。
“没问题，这本来就是准备交给你们的，包括各种数据，以及一些中央领导在近年来对改革开放，尤其是国企改革方面的一些提法和看法，也还包括我们宛州国有企业近五年来的总资产、净资产、近利润以及负债率变化和工业产值等各方面的具体数据。”沙正阳很大方的道。
“嗯，那你谈一谈为什么宛州要比其他城市所面临的局面更为迫切需要推进国企改制呢？”糜重接上话问道。
“嗯，数据我就不多说了，这套资料里边都有，也就包括，从84年以来我市国有企业，尤其是几大国有骨干企业的各种数据变化，都是以报表、曲线图和柱状图来体现出来的，一目了然。”沙正阳显得更放松，“一句话，宛州国有企业的情况更是糟糕，和汉都、涪岗等地相比受到的影响更大，其直接拖累了宛州市的财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宛州近几年来城市发展之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放缓，都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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