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浙的人心终于彻底的安定下来，其实安抚人心，未必需要太多举措，只需要有一个合适人，说出一番合适的话而已。
而且政协的出现，让街头巷尾又多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大家自然而然，将心思都放在了里头。
此后似乎也有炒作话题的心思，官府也配合起来，先是公布了一些听证厅开会的细则，此后，又宣布到时设旁听席，准许报馆编撰旁听。
这么做，自然是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否则大家密室协商，总不能商议出什么结果，都靠这些政协的与会者凭嘴皮子去宣传吧。
可是如此一来，却恰好又凸显出了政协的独特地位，若是受邀，不但能和官员和读书人以及士绅议政，自己在那里的发言甚至可能随时登上各大报纸。
要知道报纸乃是大儒们的地盘，商贾想要上去，除非你品行败坏，被各大报拿去做反面典型，这时代的读书人对商贾有天然排斥，即便是最宽容的王学门人，也尽量不和商贾瓜葛。
可是现在不同了，不但你可以堂而皇之的登报，而且别人甚至还要记录你的讲话。用某些人的话来说，这已经不再是祖宗积德的问题了，这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啊。
不过明报这边，已经率先刊文，讲了新税制，也谈及了政协的一些花边新闻，其中也有讨论，比如有人撰文，说是朝廷这个商税固然本意是好的，可是税赋说是由各环节的士绅和商贾承担，可是原料的价格贵了，商贾们未必肯全部承担，最后可能拉动价格上涨，让寻常购买商货的百姓来负担，这几年物价本就涨动不少，一件衣裳，种棉的士绅赚一笔，织布的又赚一笔，此后染坊和成衣工坊又赚一笔，到了市面上，铺子里又要赚上一笔，如此一来，岂不是最后商税收的不是商贾，而是寻常百姓。
有人如此的说辞，又有人跳出来反对，说是固然可能会涨动一些价格，可是工坊这么多，单单成衣，如今就有数百家，品类繁多，一家涨价，其他若是不涨，那涨价的一家货物就要积压，毕竟这点税还没有到完全让工坊没有利润的地步，比如到了成衣环节，虽然每件衣衫的利润薄了，可是利润依旧还在，而且还是不小，各家工坊打的算盘不一样，许多人肯定要观望，等着别家涨价，可是又有谁愿意做出头鸟，固然是未来的预期成衣的价格是要涨，可是就算涨，也绝不会因为商税。
这种争论，竟然一下子流行起来，其实王学的发展和新政息息相关，王守仁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理论最后被一群打着王学招牌的人更改的面目全非，就如儒家一样，儒家壮大时，恰逢是武帝需要中央集权，于是，儒家的观点自然而然，根据当时社会的观念而变动，当时的社会，是朝廷必须集中所有力量，对匈奴开战，因此，儒家的新理论应运而生，最后皇帝们觉得好，自然而然大力推崇。
王学也是如此，王学的大本营在商贾云集和手工业到了极致的江南，又恰逢市民阶层的崛起，生活的改变，社会形式的多样化，使得王学紧跟时代脉络，这就好像，理学的理论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工业革命的英国，因为它没有催生的土壤，当时的英国需要大量的劳力，无论是童工和女工，都有极大的需求，这个时候哪个不长眼的东西鼓吹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未婚娶之前不得出阁的理论，怕早就被英国的贵族和商贾们一巴掌拍飞了。
而王学的理论也是如此，至少在王学的理论里，对女工做工的事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就是土壤的因素，只不过理学毕竟昌盛了这么多年，社会依旧保守，所以王学虽然宽容，却没有鼓励，也有人提出女人可以上工，但是必须局限于丝坊，丝坊之中应尽量避免男子出现。
这就是王学的土壤，王学和新政相辅相成，为了适应新政的需求，王学在改变，而新政为了适应王学，其实也在对王学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因此，王学之中，关注工坊和商贸的王学门人大有人在，甚至有一些人因为理论深厚，成为大儒，成为所有报纸争先求稿的对象。
这种争论，有点像后世的所谓经济学家的争论，只不过，他们的眼光还有很多局限，更加微观。
争议一开始，各持观点的双方便捋了袖子，恨不得要大打出手，当然，各大报纸对他们采取的是喜闻乐见的态度，就巴不得你们打起来，打起来才好，打起来大家才关注，关注了报纸才好卖。
双方为了抨击对方的观点，不断的引经据典，只是古时实在没有多少经典可循，于是就开始四处出没，寻找各自所谓的证据，比如实地考察，或者蹲在成衣铺子外头死盯着价格，闻到了一丝鱼腥，立即就激动了，高潮了，然后立即回去写文章，单方面的宣布自己又获得了一场新的胜利，把稿子一投，接下来等着对方又寻到所谓的‘证据’来打自己的脸。
徐谦在杭州的日子，也经常会看报，他有些哭笑不得，以往的时候，直浙的舆论都牢牢掌握在他的手里，他要圆就圆，要扁就扁，可是如今呢，似乎有点脱离掌控了，原本他造出势来，本想让他大家关注一些政协，谁晓得这报纸里头尽都是各种嗷嗷叫着打脸撒滚的文章，一个个所谓的学者大儒争论着未来影响的话题，有的耸人听闻，把人吓得半死，有的夹枪带棒，伶牙俐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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