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桓王2年，鲁隐公5年，晋鄂侯6年，曲沃庄伯13年，公元前718年。
春，曲沃伯鱓以郑人、邢人伐翼，周王林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郄奔随。
这里的郑人、邢人不是郑国、邢国之师，而是当年跟随郑桓公从宗周郑地东迁，留于晋地的姜姓郑氏与郑井氏。他们寄居于王官城，代表了东迁亡人，融入曲沃一方。
曲沃伯鱓不仅拉拢了这些当年的东迁亡人，还远赴成周，向新继位的周王林输诚，双方可能就某些利益，譬如平王当年在河曲赐予晋文侯的盐池之利，达成了协议。
周王林派出尹氏、武氏前来协助曲沃伯鱓。尹氏原出于河东西北，与箕、蒲一般已为戎狄所侵。从王东迁，封于尹邑，控扼毂水尹道，把守洛邑西大门。当年郑国在狐壤之战俘获鲁国公子息，就囚于尹氏。
武氏出自周平王少子王子武。周平王崩后，武氏之子还来鲁国求赙。周王林派来的尹氏原本出自河东，而武氏则代表了周王室。
这是周王林继承认卫国公子州吁弑君篡位之后，再一次承认并助战了晋国的曲沃叛乱。
于是春季，曲沃伯鱓以天子使节尹氏、武氏，宗周亡人姜姓郑氏、郑井氏等协助下，讨伐翼邑，最终击败了翼师。翼侯郄出奔随地，曲沃伯鱓于6年后再次进入翼邑。
鲁国的国君鲁侯息则在这个时候如棠观鱼。如者，入也，进入。棠邑，即唐邑，北临于菏水，东隔泗水与费伯的郎邑相望，南方是费伯的费邑与新灭极国所置的极邑。棠邑也是鲁侯息与己氏戎国缔结唐之盟的地方。这里其实已经是鲁国的西南边境。菏水以南都是宋国的势力范围。
在鲁侯息启程之前，臧伯彄[kōu]前来进谏。鲁孝公之子公子彄封为臧伯，在鲁惠公时与公子益师、宰让为鲁国三卿。鲁侯息继位后，公子展[即司空无骇]与公子豫起势，公子益师卒后，其子众仲继其位。公子彄已是鲁孝公群公子之首。其谏言曰：
一，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凡是一种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国君对它就不会采取行动。所谓大事，国之大事，在祀在戎。
国君是要把百姓引入正‘轨’、善于取材的人。所以演习大事以端正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以制作重要器物叫做‘物’。事情不合于‘轨’、‘物’，叫做乱政。乱政屡次执行，国家将由此败亡。
即一个事物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帮助，那国君就不要花太大精力在这上面。不然就成玩物丧志了。
二，故春蒐[sōu]夏苗，秋狝[xiǎn]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所以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四种打猎的举动，都是在农耕空闲时讲习。每三年大演习一次，进入国都整顿军队，回来后祭祖告宗庙，宴请臣下，犒赏随员，以计算俘获的东西。要车服文采鲜明，贵贱有别，辨别等级，少长有序，这是讲习威仪。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田间狩猎活动，“蒐”同“搜”，当是春天搜索幼兽之意；“苗”有杀死野兽取毛皮，同时保护庄稼之意；“狝”意为“杀”当是秋收之时保护粮食之意；“狩”同“兽”，当是冬天围猎野兽之意。
这些狩猎活动往往集体出动，互相配合，成为当时出战的国人的一种武装训练，逐渐演变成军事演习，名为大蒐礼，按四季分为蒐田、苗田、狝田、狩田。
春秋时，随着战争的频繁和制度的衍化，又分成了日常的四季田猎活动和战前的军事演习。而原本为了保护庄稼形成的全民田猎活动也往往变成了公卿贵族的游玩炫耀的游戏。
但对广大国人来说，田猎依然是一种夹杂了农事、祭祖、演武、狩猎、尊上的大型社会活动。
三，鸟兽之肉不登于俎[zǔ]，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鸟兽的肉不摆上宗庙的祭器里，它的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用到礼器上，国君就不去射它，这是古代的规定。至于山林河泽的产品，一般器物的材料，这是贱役皂隶的事情，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
鲁侯息去棠邑观鱼，相当于参与一场田猎，但这个鱼即不能摆上宗庙的祭台，又不能制成礼器、兵器等国用。只是平常的川泽所出，这样的小事，一个官员，一些皂隶就可以处理。而鲁侯息身为一位国君，却因为好奇心而跑到远离国都曲阜的边境棠邑来观看捕鱼者捕鱼，劳师动众，徒耗人力。
鲁侯息无法反驳，曰：“吾将略地焉。”这个略地是巡视边境的意思。棠邑也确实是宋鲁边境，虽然这是鲁侯息的借口。但鲁侯息打着巡视边境的名义，从曲阜浩浩荡荡远赴宋鲁之间的棠邑，然后暂驻于此。这让隔壁的宋国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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