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总理处、内阁、六部这些具体办事衙门对这些数字倒是早心中有数了，但谏院、察院这些科道衙门的御史言官们，却还是头次接触到这么具体的数字，震的不轻。
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
好多御史言官一张嘴厉害，笔杆子也厉害，但要说到具体的财税数字这块，其实就不擅长了。
当然阮大铖的报告挺简洁，但数据却也明白。
比如说若拿崇祯朝跟绍天朝的财收对比，就会发现，崇祯朝其实除了田赋、丁银外，剩下的就是江南部份田赋折抵的金花银，然后就是些杂项。
崇祯朝基本上没有工商税收的，能算上商税的，也就杂项里的典铺银子一点点，然后是钞关税，也不多。
至于本来应当占大头的盐税、茶税、关税很少，
甚至是工商市税契税这些，是没有的，明初其实是有的，税率很低，但在崇祯时基本上没有了。
哪怕魏忠贤在天启朝征税，征的也不是工商税，而是杂项，数量也很少。
加征三饷时，也完全就只是按田亩加征，其它商贩铺面都没征。
甚至矿税这样的大头，也基本上没有的。
而绍天朝的这份财收里，前面三千万两，其实基本上就是田赋、地丁，以及地契，还有朝廷出售军屯田、官田，以及官田地租收益。因为搞了摊丁入亩，官绅纳粮，虽现在仅占半壁江山，但这田地重新清量，田赋地丁也基本能如实收上来了，所以很可观，就算部分田赋暂时减免，依然收到很多。
特别是这几年粮价高，折银后收的银子当然也增加许多。
崇祯朝占比很小的工商税、矿税、盐茶税、关税，甚至没有的厘金等，却为绍天朝创收了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笔收入，就是皇家经营的皇庄，那些皇家店铺、田庄、商队、贸易等带来的收益，以及官营作坊等收益。
这些收益因为不入户部国库，另入两库，所以阮大铖没说，其实这里也是一大笔钱。
另外起兵以来，抄没的那些投降汉奸的财产，接收原来的的官田官铺等产业，全都进入了皇帝内库。
这里其实也是一大笔数字，当然皇帝也会从他的皇庄、内库里拔银子赏赐官民、救济百姓，甚至供军的。
反正皇帝的小金库挺有钱。
崇祯朝，越往后，税越难征，据说实际完征率也就三成多点，所以局势越来越坏，日子越来越难，就算最好的崇祯元年，辽饷实际都只征到了四百八十万两，而次年就只征到二百多万两了。
所以崇祯朝，其实大多数时候，真正一年收上来的税赋银子，也就大约两千来万石粮，加上那么几百万两银子而已。
而现在，绍天朝居然一年收入白银四千五百万两，加各种粮四五百万石。
哪怕绍天朝把大多数赋粮折银征收了，只保留了几百万石漕粮，但数字还是很吓人的。
两朝相距才几年？
差距怎么这么大？
怎么用以前一半的地盘，却收了以前一倍的税赋？
阮大铖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首先当然还是重新清理了田地，统一了征税亩，过去黄册里含糊不清的那些问题大部份清理整顿了，然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后，实际上纳税主力就是地主士绅们了，欠缴的情况也少了，优免逃税的部份也堵住了。
此外，还是新添了许多税源，最大的税源就是过去的卫所军屯等，朝廷一刀砍掉了过去的各地卫所，把军屯田也都收回来了，既不用再往里填卫所月粮亏空，还能用这些释放出来的大量田地，出售、出租，转而收税收租扩大收益，里外里就是好几倍的差距。
再一个没直接说的，就是这次动荡中，拿下了许多投降汉奸、贪官污吏、黑心奸商，甚至是收回了许多绝户田、无主地等等。
左谏议大夫等阮大铖报告完，率先发问，“既然今年有财收如此之好，那开支应当没有问题才对，怎么阮尚书之前却说支用不足？”
“洪院长别急，接下来我就再来说一下开支这一块的具体情况。所有开支里，最大的一项是军费开支，其中又包括军饷、军械、军粮，以及打仗军费、修城筑堡、建设兵站，以及赏赐、抚恤等几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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