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近来也是仔细研究过驿递一事，驿站于国家来说，确实必不可少，承担许多重要职能。
只是国朝驿站制度，到了后来就崩坏了，成了害民之政。
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驿站还是得恢复，只是制度得更改。”
皇帝先定了个基调。
大臣们一听这话，倒是心里有数了。
大明原来的驿站呢，确实很复杂，既负责传递公文、军情，同时也负责招待过往官吏，甚至还有些货运等功劳，具体的也分为好几类。
这些驿站沿着大明重要的交通路线，遍布路上，类似于现如今高速公路上的服务站一样，隔一段一个。
驿站大多数拥有两进甚至三进的院子，在一些边地，驿站甚至是带城墙的城堡，比如鸡鸣驿，位于京畿附近，燕晋之间，十分重要，就是一座小城。
一座大明驿站，至少拥有大门、鼓楼、中门、前后厅、左右厢房、厨房、库房、马房、驿丞宅等。
会有十间以上供官员住宿的上房，二十间供来往差役居住的厢房、耳房，可同时接待几十人居住。
驿站还有驿丞的住宅和办公室。
还会有马、驴数十头，车若干。
有着齐全的配套设施，还有供应全套服务的人员。
如果仅是一个服务区，那么正常运转也不可能成为三大天坑之一。
可实际上，明朝驿站系统异常发达，但在管理上却存在着先天缺陷，尤其是到了后来，就完全成了坑上坑下的这么一个东西了。
首先，驿站全由地方管理，尤其是其运作的费用，既不是朝廷直接拔付，也不是市场化经营，甚至没有朝廷有司监管。
全由地方官府管理，直接向当地百姓摊派，甚至征百姓当驿夫服役。
万历一条鞭法改革后，虽然以银代役了。
可问题是驿站花费多少，全是地方说了算，所以驿站花费是个腐败黑洞，官府更借驿站向百姓严重加征。
驿站成了地方官府敛财的一个重要项目，贪起来十分方便。因为朝廷制度规定，驿站开支由地方官府计划，然后直接向百姓征收，征收以后，这笔银钱也不上缴国库，而是直接留存地方使用。
既没预算报告，也没审核监管，因此就会出现以前驿站养一匹马，早先规定每匹马当地每年供应八十石粮食，但到了明末时，陕西华州的驿站，一匹马一年居然征四百二十二石粮。
这就离了大谱，毕竟就算过了一二百年，但马一年吃多少粮食也基本是固定的，却涨了五倍多。
为何？
因为驿站搞预算的时候，胡编乱造，多弄银子而已。
大明有多少驿站？
全国约一千五百余处。
如成都外的锦官驿，十分热闹，有役卒三百七十六人，还有旱夫、司库、厨子、伙夫等，另有马一百匹，船八艘。
工食银一年两千六百八十二丙四钱，养马银两千六百两。
这两项一年就五千多两，但还不是全部，还会有许多名目的费用，比如招待费，维修费等等。
甚至明末时，官员们不管大小，经驿站都要住宿吃饭，甚至有些附近的官吏不是出差公干也要跑来吃饭，最离谱的是，许多官员白吃白喝白睡，完事离开时还会索要银两。
诸如什么我自己有马，不用驿站的马，那你把这笔钱折给我。
反正驿站从里到外都烂透了，人人都要薅些好处，驿丞更别说了，当驿站当成发财的工具。
大明驿站设有驿丞一人，从九品，驿丞外，通常设有无品级的吏员一人协助工作，驿卒没什么编制，早期是轮番应投，甚至有发配到边地服役的刑徒。
后来改为出银雇役。
驿卒分工细密，有马夫、驴夫、马头、驴头、车夫、厨夫、库子、斗级、防夫、轿夫等等。
明末时，全国各地的驿站，有好几万的驿卒。
在明末时，驿站制度彻底崩坏。
不仅是官吏，甚至凡是和体制有关的人，都可以开个介绍信到驿站住宿吃饭和使用车马，完全免费，走时还能再索要点路费。
驿站招待、养马、递送、维修等花费巨大。
地方官府也没压力，反正需要多少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甚至还能借机多征一些，再额外加点火耗之类的，都是算在百姓头上，多征的官员们分了。
这些费用使用时，也没有监管，上下一起贪污，成为腐败温床。
驿站本身的公文、情报的传递功能却弱化了，嘉靖时计划裁撤全国三五成的驿站，节省的费用一半用做军费，但裁减了部份驿站后，情况并没好转，官吏仍旧在驿站大吃大喝，公车私用，许多驿站就要驿卒承担这超出的部份，于是许多驿卒只能逃走，结果就是导致驿站系统瘫痪，倭寇袭破福建兴化城，十万火急的消息，却在驿路上跑了一个多月，才到北京。
最后驿站改革失败，仅仅五年，一切重回原轨。
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又开始改革驿站，他不从限制费用着手，而是限制官员权限着手，颁布新管理条令，处罚了几十个官员，把驿站改革，纳入到各省督抚的考核之中，最后，确实成功的节约了三成开销，每年节省百万两银子，只是在他死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了。
崇祯时，又削减了六十多万两驿站开销，一次裁减六成驿站，而且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没有提前安置好裁撤驿丞、驿卒们，直接一刀切，而且一次裁了两万多驿卒后，地方官府有许多仍然还在向百姓征收驿站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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