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赵昺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对城市的了解还真不多。他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是广州，但那时候敌我双方相互易手已经多次，经历了兵乱后不用过多想想就知道是个什么样子；第二个大城便是泉州，不过也是经过月余的战斗才打下来的，也已经是百孔千疮了。
琼州府城算是赵昺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了，若是算的上城市的话。可他入城后对琼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完善了城市设施，并对居民进行了‘爱国卫生教育’，且人口也要少的多，一直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污染的现象，连皇宫都充斥着臭气。
待进入临安城后，说实话赵昺活动的区域极为有限，至今也未能走遍每个角落，再者说他要出门临安府都要组织人大扫除，呈现在眼前的是繁华、整洁的一面，因而难以看到肮脏、龌龊的另一面。而前世受到影视剧的影响，总是想当然的以为一定就是和电影城里一样干净而又整洁。而与之相对的，许多美剧，以及国内很多关于欧洲中世纪的段子，都将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渲染的污秽不堪。
据说在启蒙时代之前，欧洲城市中的一个突出的景象和特征，就是满街的粪便。一位十七世纪的古董商人曾经记录了查理二世及其王室成员在牛津度假所留下的遗迹：“虽然他们看上去衣冠齐整、快乐，但他们非常无礼和粗鲁。在他们离开时，所有的地方，烟囱里、书房里、卧室里、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
在十八世纪之前，每天将粪便直接从窗户抛弃在大街上，是欧洲大多数城市的社会习惯。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圣亚伯拉罕五十年不洗脸，不洗脚。圣西蒙任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而从不清洗，圣尤拂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有百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澡。
在中世纪修道院甚至只准许修士一年洗两次澡，圣伯努瓦修道院的院规规定，即使病人的病情需要入浴，审查手续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身体强壮和“年轻”修士更为严格。不洗澡成了圣洁的象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足够勇气不洗澡的人册封为圣人。连大都会巴黎和伦敦也不例外，在街上走同样要小心从天而降的粪便，人们不得不以香水扑粉来掩盖身体上的臭味。
而在‘公知’们的宣传下，赵昺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如他们所说。由于我国自古以来重视农业追肥，将粪便视作贵重的农业肥料而倍加珍惜。从唐代开始粪便就是商品，也有人以剔粪为业，家财巨万。至水稻种植业发达的明清时期，南方城镇的粪便往往会成为抢手货。古代城市排水有沟渠排水，直接排入江河，渗井，并有专人管理。绝对不会发生粪便从天而降，污水遍地的情况发生。
在这次宫中水源发生污染事件后，赵昺才意识到没有体会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包含的深意。他多方查询和走访之后，才知道蔡完义汇报的情况只是整个卫生情况的冰山一角，实际上已经不是严重，而是十分严重，时刻有爆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发生。
早在唐代世界最大的城市长安就已经存在污染的问题了。由于城镇急速扩张，人口激增，与排水相关的传染病问题日渐突出。渗井，是讲污水直接排入地下，也会对百姓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而沟渠有明沟暗沟，不过由于明沟，长安城的蚊蝇比较多，以致驱赶都不及。
除此之外，由于长安的地形问题，还面临着一个与现代同样严重的问题——内涝。城内很多民宅、仓库，多是泥土夯成，因此有时一场严重的内涝，甚至足以将整个长安城瘫痪。此外城市道路也并非都是砖石铺就，频发的内涝，足以将道路变成‘水泥路’，使得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专门帮人背负行李，过城中那些大大小小水坑的职业。而给这些人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内涝也给长安城带来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瘟疫。
有人会说，这不可能，古代早在秦汉时期就知道铺下水道了，且许多排水工程到现代还在发挥着作用，而长安作为六朝古都绝不会出现内涝的情况。但事实是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命宇文恺修建大兴城，九个月就修筑完成。但是皇帝给的工期太短，在营造大兴城下水道的时候，宇文恺为了节省工程量和时间，并未将铺设的地下管道连接在一起，而是留了许多未连通的竖管，任由导出的污水自由排放。
而唐长安城就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过了三百多年，朱温入主长安，劫持唐昭宗入洛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安水苦”，对于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说，长安的地下水源，已经在三百多年的粪便尿液不间断排放中，受到了污染，变得盐卤化，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居住了。也因此，从此以后，长安再也没有成为华夏历史上王朝的首都，地下水源的污染或许就是统治者们在选定都城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吧。
既然唐朝这么遭，那么宋朝有所缓解吗？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甚至因为宋代商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城市卫生问题进一步恶化。两宋最大的卫生问题，其实还要属城市河流的污染。对于当时的中国城市来说，河流可谓是真正的命脉，它不仅提供了城市生活的饮用水，同时河流漕运，也是维系着城市运作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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