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至理否？”
“圣人之言，自为至理。”
一问一答，没人有异议。
一是这句话乃孔子所说，儒家门徒不敢质疑；二是这句话确实是至理名言，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到了哪个时空，它都是至理。
刘宗周的目的也不在此。
他又问道：“对此至理，诸君可曾学而时习之？”
这一次就连张采都凛声道：“吾日三省吾身，不敢偏差。”
既然是至理名言，又有谁不会遵奉照做呢？
刘宗周呵呵一笑，开始点题。
“天道至理，我辈学而用之，是为知其然也。然器利之道，诸君明否？”
场面一下子寂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刘宗周这个提问的角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家不但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过，更加不知道办法。
可刘宗周的提问是错的吗？
当然不是。
谁都知道要做事成功，需要先把做事的工具造好。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但刘宗周问了一个儒家士人薄弱的一面：你们知道如何把工具造好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唯有刘宗周的声音冲进诸人的灵魂深处。
“知做事须器利，是为知其然也；不知器利之道，是为不知其所以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则知其然亦不能行也。吾辈士人，知其然，更须知其所以然。”
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所有人都议论纷纷。更有不少人抓耳挠腮，欣喜无限，均觉学有所得，对于学问有了更深的感悟。
刘宗周的话，如果在后世人来听，并不觉得多么了不起。
因为后世人对于至理名言的认知，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
就比如“水往低处流，”后世人人皆知，这是因为地球引力的关系导致的。
可在这个时代，人们亦知“水往低处流”乃是至理，但水为何往低处流，却是这个时代人们不曾接触也解答不了的问题。
刘宗周只用了一句孔子的名言，就将浮于表面的思想化为了接近实际应用的真才实学，自然效果非凡。
张采尽量抵抗。
“器利之道，匠人所为也。我辈士人，当善用匠人为己用，亦能成事也。”
刘宗周当场驳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汝之言，可符实学本意乎？既匠人所为，则匠人可为士人乎？躬行之，则士人与匠人何异乎？”
张采目瞪口呆，讷讷无言，竟不敢再抒发任何言论。
他本能地察觉到，刘宗周的话很危险。
他本是提倡实学之人，结果今日却说要借鉴匠人的成果。
坐享其成，那还是实学吗？
再者，既然“知其所以然”是匠人所为，那匠人算不算士人？
儒家提倡学而时习之，那士人知其所以然了，必然也涉及到了器利之领域，士人是不是也是匠人了？
可如果将士人和匠人混为一谈，那士农工商的划分还是正确的吗？
他敢说这个阶层划分是正确的，那么理学立刻就成为无法实践的虚妄之学，为世人所疑。
他敢说这个阶层划分是不正确的，那三纲五常也就是错误的了？
而且这个阶层划分，乃大明太祖所推行，不赞成的话，岂不是有造反之嫌？
张采赫然发现，无论自己怎么说，都危机重重。
没奈何，只好闭嘴不言。
可不说话，在众人看来，便是默认了刘宗周是对的。
这一下子，张采彻底失去了对抗的资本，已然在这场论战中输的彻彻底底。
不过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灰心丧气，因为刘宗周的讲学已经成为了主角。
“我辈读书，不但要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如此方能透彻，则天下万物无所凝滞。圣人云，当行仁政。然如何行仁政？为何行仁政？或许有人说，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轻徭薄赋？其意义何在？如何实行？具体步骤如何？其中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有不查，则仁政亦成坏政也。此乃知其所以然之意。”
众人听的如痴如醉，更有人奋笔疾书，将刘宗周所言记录了下来。
“仁”乃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在伦理、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定义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仁、如何阐述仁、如何行仁，始终都是儒家思考和钻研的课题。
什么是仁这个课题，历经千年，儒家的认知不可谓不广泛和精准。
如何阐述仁，儒家煌煌巨着浩如烟海，也足够夯实。
唯独如何行仁，乃儒家学说最为粗糙的一面。
就像士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轻徭薄赋”一样，说了上千年了，听的人耳朵都起茧子了。
这话对不对？
当然对。
可该如何轻徭薄赋？
学过行政的都知道，这背后有着精深的经济学、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人口学、地理学等等诸多学科考量在其中。
儒家出身的官员，如果在官场里磨砺了之后，或许能知晓具体的实施办法。
可糟糕的是，即使是这些实践过了的官员，也不会把自己实践的办法和过程记录下来。
纵观他们的资料记载，也不过汇聚成那简简单单的“轻徭薄赋”四个字。
以至于后来者看到的，依旧是这云山雾罩的终极定义，却看不到通往终极定义的途径。
刘宗周阐述的道理并不高深，不过是希望儒家士人能够亲自去实践大道至理，然后将其“所以然”的东西告知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世人对大道至理都有一个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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