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付知远的话，林延潮陷入沉思。
这催科之事，对他而言也是很重要。
托老天爷的福，今年归德还算风调雨顺。
眼下夏粮一收，老百姓们就有了粮食。这粮食一来要作朝廷税赋缴纳，二来要作为青苗钱还款给农商钱庄。
青苗法，已是作为林延潮的创见，经过丘橓上报给天子了。
此事作为修堤之外，林延潮又一政绩，同时老百姓对于青苗钱还款多少，也关系到农商钱庄的收入。
万一催科之时，被下面的胥吏横征暴敛，那么一是搞臭了自己的名声，二是老百姓破了产，还不上青苗钱。
那样如何是好？只有将抵押的老百姓田地，拿来还债。
拿来还债，对于林延潮而言，自然是不亏。但对于林延潮名声受损，这贷青苗钱，是解人燃眉之急的好事，但最后弄得老百姓卖田抵债，那还不如不借。
那么林延潮的青苗法，就变成了巧取豪夺，如此就并非是他的政绩，而成了他的恶名了。
但是付知远相询时，林延潮没有立即起身，因为他不知付知远心底是否已有主张。
若是没有主张，林延潮起身说自是无妨，但有了主张，若不合他的意思，那么二人很容易起冲突。林延潮不愿再与付知远关系搞僵，弄得如同前任知府一般。
这时坐在林延潮下首的吴通判起身道：“府台，下官以为催科之事，重在于杜绝官吏侵蚀，若有发现立即监禁严追。”
付知远点点头道：“此言甚是，请别驾继续说？”
吴通判道：“下官以为凡有违律者抓以严惩，那么官吏必不敢抱侥幸之心。治国，唯有治吏二字！”
好一句‘治国，唯有治吏二字！’
吴通判的话，令下面的官员不由点头称许。
这一句话，好比八股文章，一下子破题，将题中意思道尽。
付知远也是点头，这吴通判确实说得不错，然后问道：“请吴别驾继续说。”
吴通判见得到知府大人的赞赏，当下神清气爽，犹如科场下‘文不加点’般继续道：“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正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上正则下亦正，只要我等以身作则，心正则身正，身正则明德，明德则吏治清明，吏治清明则天下大治。”
“好！”付知远开口称许。
下面官员也是称是。
一名官员奉承道：“吴别驾之言好比经义之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娓娓道来，有理有据。”
一名官员不由赞道：“好一句‘吏治清明则天下大治’，真画龙点睛之笔。”
林延潮却眉头微微皱起，倒不是说吴通判的话说得错了，相反他这一番话很有见地。
只是在林延潮看来，都是虚文，没有落实之事。换句话说，就都是理论上的东西，没有实锤。
这也是明朝文人一贯的毛病，注重理论，而实践不行。
林延潮不是反对理论，理论一定是要先于实践（道在器先），但是理论不能脱离实践（道不可离器）。
但林延潮没有表态，这时付知远察言观色看得林延潮心底似有想法问道：“司马有何高见？”
林延潮道：“吴别驾所言极是，下官深以为然。”
付知远捏须，心觉林延潮如此就有掖着藏着的意思了，他不由眉头一皱。
这时林延潮道：“不过可以再补充几句。”
付知远闻言眉头顿时展开，欣然道：“请说。”
林延潮见付知远倒是个虚心之人，于是道：“下官今日查阅文献，查得嘉靖时两淮御史李士翱设一禁约，颇有参考之意。”
其实林延潮胸中这一套理论都是现代来的，但没办法，任何理论都要去过去找依据，才能有办法说服人。
至于众官员们则是心想，林延潮博闻强记，不知又被他从哪里看得典故来。
林延潮道：“李御史主管盐运司时，置内号簿三扇，并通、泰、淮三分司外号簿三扇。空立前件，刻印空票。每分司若干张，上截于内号簿前件上编都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下截于外号簿前件上编通字、泰字、淮字一号起至若干号止，俱用印钤。”
“内号簿票，本司收贮。外号簿，发三分司收候。如遇商人赴司领盐引，即于内号簿附写商名引盐赈米数目，就行填票，付商赍赴该管分司处，比对外号相同，如前附写，照数收完。一面行场支盐，一面出给实收，给商连票，赍缴运司销号。”
林延潮说的例子，就是李御史主管盐司时，在总司留底薄，分司留外薄，底薄外薄都编号，一并用盐司印铃。
盐商领盐引先去总司领底薄，依数目填票后，再领票去分司，依编号从外薄中取票附写。
然后商人去盐场支盐，出给分司实收条子，与两张连票，最后去总司销票。
没错，这办法现代人耳熟能详，但古人理解有难度。
与方才吴通判一说，就满堂叫好不同，林延潮这提议一出，却令在场官员陷入沉思。一来不少人不理解，二来理论只要大方向不错，怎么样也不会被人说。
但具体方法就很有商榷的余地，落实到做事上，总有弊病，没有十全十美办法，总有人赞成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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