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宁卫民对金利来未来庞大的企业规模有着极为清楚的认知。
毋论他还知道曾宪梓终其一生对内地捐赠超过一千四百次，最后就连个人财产都全部捐给了国家。
仅从目前已经发生的这些事儿，宁卫民就可以看出，曾宪梓是一个多么精明能干，可敬可佩的企业家。
所以对这样的人，宁卫民压根就没想过耍花招，兜圈子，而是直接找上门去展露诚意。
他把自己的名片，一条易拉得领带和一份专利资料，都交给了金利来京城业务的负责人。
然后很客气的表达了合作意向，就回去静候对方的回信了。
不出所料，很快他就接到了对方积极响应的回复——曾宪梓本人会尽快从港城赴京，亲自来与之交涉。
这样的一种见面会谈，在身份上当然是不对等的。
曾宪梓毕竟是跨国企业的一把手，而宁卫民只不过是皮尔卡顿华夏分公司的高管而已。
然而，从曾宪梓的角度出发，他却无从选择。
反而他这种有点不惜自降身份的急不可耐，才是最自然，最真实的反应。
要知道，金利来的业务构成比较简单。
领带至今仍然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在销售利润上占据七成以上的贡献。
那么易拉得领带的专利，对于金利来在大陆地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这种潜在威胁的严重程度，没人会比曾宪梓本人更清楚。
他岂能不感到恐惧？不焦虑？不紧张？
好在宁卫民虽然占据了充分的主动，却没想过要仗势欺人，结檀渊之盟。
而是本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原则，很务实，很尽力的规划出了一份相当的公平的合作计划书。
哪怕真正见面，宁卫民也是保持谦恭有礼，给曾宪梓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以至于听完了宁卫民当面口述的合作方式，曾宪梓当时都有点不敢置信，不知该作何反应了。
原本以为会遭遇生意敲诈的他，完全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出乎意料的大好事，真的拿到一份对于双方都有莫大好处的合作机会。
所以他拿着这份计划书又翻看了良久，才表情迟疑，进行试探。
“宁先生，这些文件……我……我能够拿回去好好看看，再给你答复吗？另外，请勿见怪，我还想冒昧的问一句……这件事……你真的能够代表贵公司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谈好的话，你的签字作数吗？”
宁卫民当然能理解曾宪梓的顾虑。
于是他不但用肯定的语气给予了回复，而且还做出了最合理的解释。
“曾先生，这些文件您当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我甚至建议就可能达成的条款，您最好征询一下律师的专业意见。毕竟落实在字面上的承诺，签了就需要严格遵守。我们双方都应该拿出最认真负责的态度提前考量好一切，才能保证日后合作顺利。”
“至于我的签字，肯定是作数的。您别觉得我年轻就办事不牢靠。您仔细看过专利文件的话，就应该清楚，这种领带就是我发明的。再加上我的职务就是负责皮尔卡顿公司华夏地区的商业运营工作，那么对于这种产品推向市场的具体策略，我想全公司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这也是我的老板，皮尔卡顿先生放心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给我的原因。”
“我甚至知道您心里会有一些疑虑，不知是否应该相信我们的诚意。或许还会觉得我们拿着这样一份几乎能改变内地领带市场格局的专利，还向您伸出橄榄枝，有点不可思议。对这一点，其实很好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两家公司互补性太强了，尽管我们在内地市场的客户群体应该是一致的，但主业并不冲突。属于合则两利，分而无益。”
“您看，金利来是专做西装配饰的，而我们皮尔卡顿在内地的主业则是男士西装。您在内地的大本营是南方，我们公司在北方基础牢靠。我们彼此达成合做的基础堪称完美，简直天造地设一样。至于我的易拉得领带纯属针对内地市场特殊需求的偶然性发明，只是玩票性质的。我们公司可没有借此插手领带制造业的打算，也并不想为运营这个项目付出过多成本，只想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考虑到国内庞大的市场容量，我们完全可以一起分享易拉得的好处，甚至一起做出更大的蛋糕来。”
“而这种合作一旦达成，就会持续很久。我想，合作伙伴的重要性，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一番没有基本的道德，又怎么达成信任和良好的合作呢？与其互相猜忌，把事情变得更糟，那还不如始终各自为战的话。我们是真心想跟贵方合作结盟，不是想跟贵方结仇。又怎么可能利用专利行胁迫之举，破坏彼此的信任基础呢？
“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达成合作会怎么样呢？也许我们能利用易拉得领带给贵公司主业造成重创。甚至逼迫贵公司退出内地市场。可那样的话，难道别的领带品牌就不会来了吗？我们就能凭借易拉得的专利，稳稳占据内地的领带市场的份额了吗？不可能的。”
“别说国内缺乏法律意识，必然导致服装市场假货横行，冲击正品。甚至我们公司的主业，都免不了遭遇其他国外同行的眼红和竞争。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短视，做这种无用功呢？显然，同样作为较早涉足内地的服装企业，与其我们互相斗气起来。不如我们两家联合起来，一起抗衡后来者，提升我们合作业务的利润，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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