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衙门与李贤商议“考成法”的过程异常顺利，对方早就期待用吏部天官的权力，把朝堂中尸位素餐之辈给横扫出去，让忠于“实干”的沈党少壮派官员登上政治舞台。
只不过之前碍于沈忆宸的阻拦，李贤哪怕身为天官大冢宰，依旧在很多决策上有些束手束脚。现在相当于打开了枷锁，加之明良二年是大比之年，可以提前预测到这次吏部三年小考，将对官场产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冲击！
明良二年的七月酷暑难耐，满朝文武皆把目光放在宫中，想看看针对工部尚书石璞的弹劾会如何处理，身为传统文官集团首领的胡濙，又该如何反制？
但让众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幕出现了，石璞没有选择申冤喊屈，更没有怒发冲冠硬顶沈忆宸，而是选择默默上疏一封认罪致仕，请求皇帝宽恕让他回乡为母丁忧。
这个结果出乎太多人的意料，能在科举制度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官员，没有一个智商上存在问题。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场弹劾是预谋已久的“夺权”行动，目标直指工部尚书之位。
文官集团的再度绥靖退让，简直就跟割肉饲虎没什么区别，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到最后还能割出来什么官职给沈党成员？
其中礼部尚书胡濙，遭受了整个言官清流团体的不满，毕竟身为文官集团首领，你这几年明哲保身大家都忍了，现在沈忆宸已经蹬鼻子上脸，直接开始掀桌子了。
你还不站出来仗义执言，莫非真的是老糊涂不堪大用了？
胡濙的软弱，让很多激进派的科道言官感到无法接受，他们开始寻求自救之法，把目光转移到另外一个可以率领众人力挽狂澜的重臣身上，他便是“吏部尚书”何文渊。
何文渊乃永乐年间进士，算到明良帝这一代已然称得上是六朝元老，资历上面统率群臣不成问题。另外何文渊虽然随着景泰帝的驾崩而失势，逐渐沦为了朝堂的边缘人物。
但是他曾经的“吏部尚书”官职，以及“太子太保”的加衔依然存在，这种官居一品的老臣，只要不自己作死，包括皇帝在内都不好轻易夺官。
更重要一点，那就是何文渊乃传统的理学家，他对于离经叛道的行为深恶痛绝，本能的反对“沈学”这种歪门邪道，双方天然对立。
既然胡濙无法扞卫儒道理学尊严，那么何文渊就得站出来“临危受命”！
当然，科道言官们也明白，单单靠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吏部尚书何文渊，是绝对无法对抗如日中天的沈忆宸。那么除了朝中重臣外，还得在民间造势掀起“倒沈”的舆论。
这批激进派的官员，选择了明朝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
河东学派可以说是明朝学派的源头之一，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学术观念恪守周敦颐和二程之学，尤推崇朱熹，乃正统程朱理学传宗。
影响力之大，让明清学者普遍认为，有明一代，学脉有二。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正是靠着这种开派宗师的身份，薛瑄成为了明朝第一个获准从祀孔庙供后人祭拜的贤哲。
但凡封建王朝的历史再长点，说不定千百年后薛瑄就会被尊称为“薛子”。
其实很早之前沈忆宸收集王振侄儿罪证的时候，就跟薛瑄有过间接交集。对方原本任职大理寺卿，就是处置王振侄儿罪行被打击报复，于是乎被削官为民放回故里。
恰恰这一回乡，让薛瑄全部精力可以放在做学问上面，开创的河东学派成为目前火热派系，声势跟门生完全不逊色于沈忆宸的“沈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程朱理学几百年时间发展，早就在读书人心中根深蒂固，新兴学派想要打败取代非一朝一夕之功。
并且河东学派还模仿沈忆宸创建的《文报》，发行了一份名为《理报》的报刊。只不过传播范围局限在士大夫阶层，市井小民压根就没有机会接触，依旧属于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
对于朝中文官集团形成新的反对势力，沈忆宸没有过多的关注，亦或者说他不在乎。
新老势力之间很难完成和平交替，双方注定会形成一场大的纷争，这不是胡濙或者沈忆宸可以压下来的事情，顺其自然就好。
至于石璞的上疏致仕，沈忆宸遵守了跟胡濙之间的约定，没有继续深究问罪，让对方能以工部尚书的官衔，用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还乡丁忧。
就在朝野内外认为这一场冲突，会以石璞的回乡丁忧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内阁正式颁布颁布了“考成法”，宣告沈忆宸执掌的改革时代拉开序幕！
原本张居正的“考成法”，是让六部联合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面。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底，另一本送到六科监督，最后一本呈交内阁决策。
用沈忆宸想要清丈田亩来举例，考成法可以提前制定地方官员清丈田地的数量跟期限，然后登记在册逐月进行审查，一旦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如实申报，那么直接就能革官问罪！
原本想要处罚官员，只要没有犯下大错或者触犯刑罚，还得等到吏部三年一次的考核才能问罪。现在效率光速提升，只要沈忆宸觉得哪个官员混日子，当场就能依照“考成法”论处，可以说把人事大权掌控在了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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