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百姓们真的挺麻木无知的。他们根本没有发觉到，京城饭馆的菜肴价格早就跟着副食提价水涨船高，悄无声息翻上好几倍了。
过去仅几毛钱的“木樨肉”、“回锅肉”，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块钱、一块二。过去定价才一块钱的烧鸡，变成了三、四块。
这才不过多半年啊，就这么高的涨价幅度。如果不是因为去饭馆吃饭和百姓生活距离太远，恐怕早惹得民怨四起了。
反过来说，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涨价也一直普遍存在着，只是做的更隐秘。
比如说，当年的菜价是分等的，什么等卖什么价钱。这样就经常出现问题，商店常常自己提等提价，把本来是三等应该卖七分钱一斤的蔬菜提高到一等，每斤卖上一毛钱。
虽然当年报纸都公布政府颁发的调整价格通知，有人买菜时会特意带着报纸去买，就为了看看商店是不是涨价了。可即使这些人发现问题，也束手无策。
副食店应付起来就一句话。“同志啊，快马赶不上青菜行啊，这报纸上的价格是死的，可实际上价格随时都在变化，这又涨了，我们也没办法。难道你为了自己的几分钱实惠，要让国家遭受重大损失？”
这反倒显得挑剔的人小气，无理取闹了。
这就是社会当下的普遍生态。不经意间，“为人民服务”开始向“为钱服务”转变了。
就连洪衍武上班的“天兴居”，最近也把炒肝的价格每碗调高了四分钱呢。因为若不如此，上涨的成本怎么办？何况利润少了，沙经理也没依据给大家发奖金啊？那就只好让顾客吃点儿亏了。
但即使如此，这些也只是表面化的毛毛雨，如果人们换位思考，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完全让人难以接受的，却是由价格活跃进一步引发的，商业系统腐败加速和黑幕交易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啤酒搭凉菜此举，在百姓心中，大概认为是最早出现的“搭售”行为。其实这错到家了。大批量的搭售行为早已活跃在商业系统内部循环之中了。
比如拿香烟来说，“牡丹”、“友谊”、“礼花”这类甲级烟正常渠道根本见不着。“大前门”、“凤凰”、“大重九”、“京城”、“香山”这些乙级烟也不好买。可“北海”以下的丙级、丁级香烟就有点滞销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烟草公司往下配烟，自然要“搭售”，好烟和坏烟一起批发。你想要好的就不能不要坏的，谁都明白这个不算明文规定的“规矩”。
而商店拿到这些烟呢，好烟自然就变成了“内部福利”，坏烟就无所谓了，能卖就卖，卖不出就砸手里，任其变成真正的“坏烟”，反正损失不是自家，没人心疼。
另外，除了真正的、实在的“搭售”。还存在着一些弄虚作假和名义上的“搭售”呢，那就更过分了。
比如说洪衍武卖给山东人的那些皮鞋。这些被加过价的高价鞋山东人是怎么消化的呢？
山东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为了销出去，跟别的单位签虚假合同。
他们把从洪衍武手里买来的三十多元一双皮鞋，在合同中只标价二十元，同时“搭售”一批只在纸面上存在的“货物”，借此获利。而另一家单位最后或以报损处理，或者再把从来不存在的“货物”卖到其他地方去。
第二种是山东人自己的单位留下这批鞋内部分配，那么就要在进货环节进行处理。他们只需把这批鞋作为进货时的“搭售”商品记账，便可以通过账目的审查。
当然了，这些“戏法”在商品价格越来越松动的形势下，必然还会衍生出更多的手法和形式来。
而且由于背后蕴含的利益变得更多了，就像被打了一针催化剂一样，或是“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一样，让一扇扇原本半遮半掩的方便之门都为之迅速洞开了。这种趋势根本无人能阻止，也无法阻止。
洪衍武作为身在其中的人，又是每天琢磨这些事儿的人，恐怕是最早搞清这里面的奥秘的人了。而一旦他融会贯通了，也就更敢开牙了。
他现在觉得最好做的生意其实不是电视，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烟酒。道理也很简单，在公款消费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这些才是主要需求。
像六月份第一笔生意，他就走了两箱中华香烟。
外汇券买入价是五块一条，可他知道这东西的稀缺性，乍着胆子给人家报了二十块一条。没想到两千块顺利到手。居然实现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了。
第二笔生意又是六箱茅台。酒当然是越陈越好，他就没动自己的存货，而是用六块六外汇券一瓶的价钱从商店现买。后来以三十块一瓶倒给了对家。利润同样三倍以上。
还别看这两笔买卖甜吧，可很快洪衍武又被真正的行情吓了一跳。
因为且不说他随后得知，买“中华”的人就地倒手，以三十元一条的价格，原地就把两箱烟倒给了别人。正在四处找他想再买烟呢。
那促成茅台生意的手下也来找他通风报信，说那买茅台的人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喝多了漏了底儿。敢情在他们老家，茅台都七八十块呢。
这还不算。事实也证明，京城脑子活泛的人并不止他洪衍武一个。很快他就发现有人从特殊渠道弄来的茅台，拿到大街上对外兜售，报价高达四五十元，居然一样有人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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