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开张之后，洪禄承和洪衍武都欢天喜地经营着自己的买卖。
一个是心平气和打理着自己的“大酒缸”。
从几分几毛的利润和浓浓的人情味儿中获取乐趣，越活越有精神头儿。
另一个是心怀重张老铺的心愿，正式站上了灶头儿，耍起了炒勺见真章。
从客人吃过的盘子溜光净树立起了信心，手艺也是越来越有进益。
总之，这父子俩都忙得不亦乐乎，从买卖中得到了远胜于金钱的收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个年代具有的特殊性。
还别看他们父子俩忙归忙，但都不至于太累着。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生活还普遍比较简单、规律。
当时双职工家庭往往都是送了孩子到学校，接茬就去单位上班。
因此，不但大多数人都习惯早睡早起，早晚起居用餐都要比今天早一个小时。
公职人员的应酬和单位关系户请吃请喝，也多发生在中午。
要再加上从晚七点到晚九点又是《新闻联播》和电视剧的时间，大多数人都习惯这时候待家守着电视看。
这样一来好了，基本上所有的饭馆都是在晚间五点到七点最忙。
之后就开始变得人影稀疏。
即使是“大酒缸”的客人多数是老人，不太受电视的影响，买卖要落晚一点。
那也不会有喝过九点还不回家的酒腻子。
实际上，像洪衍武和陈力泉的工作时间调整成两头儿班就足以应付了。
他们白天从八点半干到中午一点，晚上再从五点忙到七点半，加起来反倒还少了一小时工作时间。
洪禄承呢，更省心。
他每天往往十点半才从家出来，赶上午饭就得，晚上见没什么人就走了。
虽然李福偶尔才来帮忙，可没关系。
早上摘板儿，晚上打烊的活儿，他完全可以大撒手，交给方丙生来办。
李福把这个外孙子调教得很好，有责任心，又听话。
从来都是严丝合缝按照规矩办事，是从不会有什么差池的。
因此，如今除了洪禄承和洪衍武很少能坐在一起吃饭了。
爷儿俩的生活倒也没因为开买卖增加什么压力，有什么不好的变化。
反过来，“大酒缸”却同时减轻了王蕴琳和水婶儿的家务负担。
像洪家，中午王蕴琳索性就不开伙了，就管晚饭一顿。
至于中午，她自己要么买点现成的，要么就下碗面。
洪钧放了学，直接找他爷爷吃去。
而水庚生是又好聊天，又好喝酒啊。
有时候吃了晚饭，还愿意跑到“大酒缸”去来两盅呢。
洪禄承当然不好要亲家的钱了，回回免费，非给也不收。
那既然如此，水婶很快就学着洪家的样儿，也省事了。
只要身子一懒，或是早上多忙点别的活，那中午这顿儿她也不做了，自己凑合几口就得。
水庚生一回来，干脆就让他带水涟去“大酒缸”。
说白了，就是把“大酒缸”当自家食堂了。
不过要说实话，即使水庚生全家天天这么吃去。
洪禄承也不吃亏，老爷子还能做赔本买卖吗？
自然有人掏这个钱，他把账目直接划洪衍武脑袋上就完了呗。
所以，要说真正冤点儿的就是洪衍武。
哪怕他还没光临过一次呢，但自己早就成了天天在“大酒缸”里“消费”的老客儿了。
可没辙，谁让他有这样的精明爹和肚里养着酒虫儿的老丈杆子呢，谁都不跟他见外呀。
再说了，要从杀富济贫的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应该的。
谁让这小子又靠干坏事发了笔横财呢。
这不，天气一凉，阿花从花城发来的五万件卡其色男风衣，和刚刚做好的三千四百件红色女风衣，轻而易举在京城掀起了一场“风衣热”。
敢情今年本身就占了个天时。
10月19日，上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开始松动，改禁为限。
这一做法，不但划开了国内舞场封冻了四年的冰面。
让京城一下冒出了四家舞场，各个单位重新开始为青年男女组织联谊舞会。
这也直接促进了市场对猎装、风衣和棉大衣的需求。
因为当时的舞场简陋，多半是在空荡荡的一个大屋子中进行，或是礼堂、或是食堂、还有菜市场的。
至于跳舞的时候，无论男女都需要脱了外衣。
既不能显得太臃肿影响形象，不跳的时候也不能冻着损害健康。
所以猎装、风衣和棉大衣就成了最适合这种活动的行头。
当然，这也同时能呈现出一种消费层次。
上百块的皮衣当然最贵，六七十块的风衣属于中档，三十一件的棉大衣和三十五六的军大衣是属于最廉价的。
而不同于定位于中档里的高端产品，安心躲在百货大楼里，正打算靠电视广告给老百姓进行洗脑的“长城风雨衣”。
洪衍武这个盗版者，充分抓住了季节转换的良机，利用了自己的成本优势和独有的销售渠道，走了闪亮登场的大促销方式。
居然把风衣这种中档产品做到了五六十元左右的亲民价。
于是几乎一夕之间，就占有了京城市场。
具体说来，就是洪衍武的这批风衣是从年初就开始积攒的产量。
在西单、王府井、秀水街和东华门，这几个最知名的京城服装夜市，同步铺货开卖。
由于大批量搞倾销，没有中间的批发环节，生产的原料又用的是花城那边的“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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