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处噩梦起始之中，却犹然不觉。
正为日元购买力大增，举国欢腾的日本人完全不同。
进入十月，真正处于经济腾飞前夕，已经开始向一个现代化都市彻底转变的京城，却处处充斥着不和谐。
像本月，在大北窑已经盖起十层的“北极熊大厦”旁边。
那占地更为庞大，即将成为京城地标的“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已经破土动工。
于此同时，为京城主办“第十一届年亚运会”的各种配套工程也纷纷开始上马，北四环的路段率先开工。
但无论是在未来注定成为京城东区商业、生活和夜生活的中心地带。
还是今后为百姓提供了偌大方便的马路。
此时却统统没有获得老百姓由衷的赞誉。
反倒因为大兴土木导致的暴土壤烟、路况颠簸，让往来的行人和骑车人咒骂不迭。
郭大亨和城建负责人是没听到啊。
否则他们一定会为此，感到愧对自己八辈儿祖宗的。
同样的，老话讲，民以食为天。
但恰恰就是这一年，京城的餐饮业，整体上呈现出一个不好的趋势。
物价不但更贵了，而且菜肴品质还出现了较大的滑坡。
为什么会如此？
除了通货膨胀把餐饮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之外。
那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厨师，年龄不饶人，逐渐退下来了。
要知道，老师傅们的徒弟几乎都是建国以后收的。
这和过去旧社会，当师傅的动辄能打，生死不论。
徒弟为学艺，得给师傅当牛做马，当亲爹一样奉养的师徒关系怎能一样？
确实是变得文明了、平等了、人道了。
可话说回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啊。
师傅懒得教，徒弟懒得学，逐渐成了勤行里的通病。
大家无非都是一起挣公家的钱混口饭吃罢了，谁也犯不上跟谁较劲。
那这帮接班人的本事还能强到哪儿去？
“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就成了必然。
这帮徒弟，别看也是好几十年炒勺耍下来，却未必及得上他们师傅五六成的本事。
而这样的差距肯定是骗不了舌头的。
花大价钱吃次东西，那花钱吃饭的人还能乐意啊？
于是乎，京城老字号饭庄，便自此开始了名声衰败的过程。
几乎垄断京城餐饮业的长达三百余年的传统鲁菜饭庄走上了下坡路。
这也就给了私营餐馆和异地美食的后来者居上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有呢，偏消极的娱乐形势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
除了各个公园里的游乐场附近出现了用“水管兄弟”、“大蜜蜂”、“打老鹰”、“青蛙过河”，这些虚拟游戏勾搭孩子，以两毛一个币的“小刀儿”割家长肉的电子游艺厅。
只需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一个场地就能开张，以开枪似炒豆儿，练剑如神仙的港台片来吸引青少年的录像厅，也于突然之间遍布街头。
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
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
比如《野人的X生活》、《特大抢劫案》、《震惊世界的奇闻》等等。
当然，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可反过来讲，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文化信仰不同。
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
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
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群体流动性强，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
像在魏公村附近形成的“新（江）村”，很快就沦为了盗窃和拎包的重灾区。
甚至之后，与之类似在大红门附近形成的“浙江村”，也一样是这样相当混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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