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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素有眼疾，视力不佳。他读书治学，案牍劳形，本就用眼过度，偏偏唯一的嗜好——围棋，亦是要攒眉凝目，大费眼力的。近年来，情形愈发不好，右眼尤甚，“看字常如隔雾”。有时发作起来，眼痛头胀，到了难以视物的程度，奏折、廷寄、塘报，都得幕僚念给他听。
多年来四处寻医问药，离奇古怪的方子试了无数，始终一无效用。
不过，这洋医生，却是第一次看。
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但他的生活起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洋派”，不吃洋餐，不喝洋酒，生了病，不会去看洋医生。
这一点，和恭王、宝鋆等人，大不相同。
和关卓凡比，就更加天差地别了。
这一来，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惯性”使然，二来，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我推行洋务，完全是为了国家，其中，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我若受了洋风熏染，则无私亦有私，推行洋务，就理不直、气不壮了。
这个情形，有点像民国肇始，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强调**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实际生活中，弗氏却循规蹈矩，私德极谨极慎，生怕予人话柄。
话头又稍稍扯远了一点，回到曾国藩的眼疾上来——主人家盛意可感，曾中堂并没有对赵巡抚请洋医生给他看眼病表示异议。
菲尔普斯是位英国医生，很客气地说，能够给曾侯爵看病，他深感荣幸。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之后，英国人的眉头却皱了起来，说道：“眼压过高，眼内发炎，右眼已经有了早期的青光眼的征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眼压”、“青光眼”神马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的，通译只好翻译成“眼瞳负担过甚”“眼疾甚重”，等等。
“我很奇怪，曾侯爵的眼病，很大程度，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而曾侯爵的近视、老花都很严重——为什么不早一点佩戴眼镜？哪怕早个三四年佩戴合适的眼镜，都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
洋医生的口气中颇有责怪的意思，曾侯爵和赵巡抚都颇为尴尬，赵景贤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前几年中堂戎马倥偬，循国忘身，这一两年不带兵打仗了，才抽得出时间，治疗自己的宿疾。”
“徇国忘身”，翻译成英语，又不大容易了。不过，菲尔普斯总算弄明白了，他点了点头，说道：“我对曾侯爵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不过，保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请今后一定留意。”
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大入曾国藩之耳，立时对这个洋医生刮目相看，他拈须微笑，说道：“先生责备的是，曾某受教。”
当下开了方子，包括眼药膏、眼药水，还有两副眼镜的曲率、眼间距什么的——曾国藩得配两副眼镜，一副近视镜，一副老花镜。
曾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非一日之功可成的。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这眼镜，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
不过，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也不必多问。
晚上的一切酬酢，曾国藩坚辞不受，赵景贤也不勉强。另外，曾国藩反复叮嘱，明天早上送行，千万千万，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
赵景贤亦不以为甚，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
第二天一早，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就如曾中堂所愿，不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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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京城虽然不比江南，但新芽剥吐，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
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再到贤良寺。进了贤良寺，坐定，透过一口长气，第一件事，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
堪堪缓过劲儿来，水温也凉了下来，正想喊人，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爵相，关贝勒来拜！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
曾国藩大吃一惊。
关卓凡是上官，自己是下属，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
这也罢了，更紧要的是，有清一朝，对亲贵和大臣之间的交往，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亲王、郡王，都不能和大臣私下往来。除了红白寿喜一类特殊日子，即如曾国藩这般勋望至高的重臣，不奉旨，亲王、郡王也不宜“过府探望”。
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和王爵已相差无几，加上他执掌中枢，比之普通亲王，分量其实更重，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
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一时之间，也惶惑无计。
人家已经进门了，不见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突然醒起：自己穿的还是“行装”——便服！
一叠声叫人拿朝服来，赵烈文摆手止住了：“爵相，赶不及了，再说，关贝勒也没有穿朝服——也是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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