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最是一年春好处”，本来，此时正是踏青西湖的绝佳时光，不过，赵烈文抑制住了自己的游观之兴，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一俟结束，他便收拾行装，首途天津了。
是次祭典，非但是有清以来，对宋岳鄂武穆王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祭典，其中的一些做法，大约也算是“有宋以来”——譬如，朝廷明确要求，除了朝廷和“地主”浙江，其余各省，都要派员参加。
人选上面，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旨意，而督、抚、藩、臬本人，不奉旨是不能够离开辖境的；同时，大伙儿都明白，是次祭典，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举办的时间点，又如此之敏感——选在中、法彼此宣战，辅政王南下“检查战备”之时——则这个特出的要求，绝非只是叫多几个人过来撑场面，一定是借着是次祭典，直接或间接的发布什么极重大的宣示。
所以，参加祭典的人，一定不能虚应故事——一定要能够真正起到督、抚的耳、目、口的作用。
于是，绝大部分的督、抚，不约而同的派出了自己的头号幕僚，作为本省“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
这班幕僚，个个身上都是有功名的，不是道台，也是知府，有的还加了按察使衔，论起“官身”，一省之中，仅次于藩、臬，参加这种“国祭”，是很合适的。
譬如，代表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是周馥，代表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就是赵烈文了。
也有例外的，譬如，新疆候任巡抚展东禄的代表，是陶茂林。
陶总镇并不是展抚军的幕僚，是次回内地，身份虽是展抚军的代表，不过，并非专为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而来——他另衔专命。
第一，向朝廷汇报新疆设省筹备的种种情形。
第二，送两个人给朝廷——一个是前和田的“伯克”尼亚孜；一个是手诛阿古柏、伯克胡里父子的热娜古丽。
尼亚孜出卖故主，投靠阿古柏，出任伪职，既间接导致了和田屠城惨剧，又是不折不扣的反叛，本来很该付诸刑典的，问题是，西征大军刚刚南下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反正”了，穿过一个大大的塔里木盆地，跑到库车去“投诚”，也算历经艰险，一副“诚意十足”的样子，他那颗脑袋，实在不大砍的下去。
热娜古丽呢，手诛元凶，本来很该大肆表彰的，可是，想一想她杀的这两个人和她的关系——一个是她的老公，一个是她的情人。
而且，这两位，还是父子。
唉，别的不说，这个“聚麀之诮”，就很叫人尴尬了。
所以，也不晓得拿她怎么办才好。
还有，尼亚孜和热娜古丽都表示，不愿意再留居新疆了。
尼亚孜是真不能呆在新疆——新疆人尤其是和田人恨毒了他，只要一离开朝廷的庇护，尼亚孜非被他的老乡撕碎了不可。
热娜古丽则表示，新疆是她的“伤心地”，“不忍长居”。
于是，经请旨，新疆方面，将这两位一块儿送往北京，请朝廷发落。
这桩差使办妥了，陶茂林便再次作为展东禄的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新疆太远了，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日期的确定，是比较迟的事儿了，新疆再派人过来，已经赶不及了，陶茂林既在北京，就顺理成章的做了新疆的代表。
是次祭典，行省之外，蒙古、西藏也奉旨派代表参加——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宋以来”了。
譬如，西藏的代表，是陪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北京“就学”的德柱活佛——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前西藏的“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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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埠天津，一下船，赵烈文就直奔三口通商衙门。
前文有过交代，曾国藩这个直隶总督，兼领三口通商事，而三口通商衙门设在天津，因此，一年之内，曾国藩呆在保定，大约七、八个月；呆在天津，大约四、五个月——两头儿跑。
曾中堂呆在天津的时候，三口通商衙门就兼直隶总督行辕了。
目下，冬去春来，正是一年中三口商事由少转多的时候。
不过，往年曾国藩移节天津，都在春夏之交，今年是特别的早一些了。
之所以这么早，是曾中堂领了辅政王的钧命：确保中法战争期间，直隶不会发生“排洋”的事情。
直隶洋人的聚集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京师，一个是天津，京师不劳曾中堂费心，他要管好的，是天津。
辅政王明确交代，“两国交兵，不罪来使，况乎商民？法兰西在华商民，只要遵纪守法，中法开战期间，一体保护！”
又特别嘱咐，“要防备有人借机生事，由法而洋，兴风作浪——或者兴起教案，或者拿什么‘扶清灭洋’之类的说头蛊惑人心，若真有这样的人，涤翁，你给我往死里削他！”
当然，辅政王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辅政王的严加戒备，曾国藩略不以为然，如今不像前些年了，风气已开，“仇洋”的事情，已经少了许多，在这上头，不像是有人能够兴风作浪的样子——
“扶清灭洋”？那是什么鬼？辅政王的脑洞，会不会开的大了点儿？
不过，小心总是没过逾的，王爷既然有命，自然禀遵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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